文档介绍：20世纪中国散文诗文体建设的历史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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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散文诗是中外文化在特殊时代契合的产物
世界散文诗16世纪就开始萌芽,在法国作家蒙田(1533-1592)、费奈隆(1651-1715), 英国作家培根(1561-1626)、德莱蒙德(1585-1649)等人的笔下出现。波德莱尔在1860年前后开始发表“小散文诗”(lespetitspoémsenprose),标志着世界散文诗文体的成熟,即世界散文诗已有150年的文体自觉历史。波德莱尔以后,散文诗很快成为一种世界性的抒情文体,在法国、英国、美国、俄国、印度、黎巴嫩等国流行,世界性的散文诗大师有屠格涅夫、泰戈尔、纪伯伦等。由于散文诗运动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流行,导致了世界诗歌的自由化、散文化运动,法国、美国、英国都出现了打破作诗的格律传统的“自由诗运动”,西方20世纪初的散文诗运动和自由诗革命,极大地刺激了中国的新诗革命。散文诗文体从西方的引进,直接导致了中国的白话诗运动。“诗和韵文的差异很小,介于二者之间的分界线几乎可以忽略不计。”正是这样的差异才使诗与散文两种文体得以区别,也使散文诗文体得以产生。至少可以结论诗的文体通常更凝练,更易于记忆,形式感更鲜明突出,能够对读者产生更迅速的文体感,产生更多的震动。散文诗正是冲破了诗的
“形式的专横”和散文的“形式的专横”的结果。法国蒙田、英国的培根等散文大家开创的随笔散文Essay的外形式比诗的外形式自由,散文诗更多地冲破了诗的外形式的专横。诗人波德莱尔和泰戈尔都感叹已有的诗的文体不足以完美地抒发感情,尤其是感觉到诗的外形式的不足,试图寻求一种新的文体的外形式的优势来冲破诗的外形式的专横。也有人认识到散文的内形式的专横,试图借助诗的内形式来掀起散文文体革命。最早意识到这场文体革命的是诗人贝尔特朗,他首先使用散文诗这种新奇秀丽的形式,描写更抽象的现代生活,当时波德莱尔正愁无法“做出个别的和意想不到的玩意儿”,“写一篇充满诗意的、乐曲般的、没有节律没有韵脚的散文:几分柔和,几分坚硬,正谐和于心灵的激情,梦幻的波涛和良心的惊厥。”贝尔特朗的《夜郎加斯巴》所采用的独特的散文诗抒情形式解救了陷入文体困惑中的波德莱尔。
中国是诗的国度,任何文体都被赋予了诗的色彩,中国诗歌也经历了由不定型—准定型—定型—准定型诗体—不定型诗体转化的诗体演变过程。因此形同西方散文诗特点的文体很早就存在。如郭沫若认为我国虽无“散文诗”之成文,但是屈原的《卜居》、《渔夫》以及庄子《南华经》中的很多文字,都可以视为今天的散文诗。王国维也在《屈子文学精神》一文中指出:“庄列书中之某分,即谓之散文诗,无不可也。
”[1](P784 )中国古典文学中接近散文诗的文体有赋、词、散曲、小调以及历代小散文。所以滕固结论说:“散文诗的起源,一面是诗体的解放,一面起源于很精悍的小品文。”[2]五四时期激进的文学思潮和政治改革思想极大地催生了散文诗。陈独秀在《新青年》创刊号《敬告青年》一文中,向宣传老八股教条的“奴隶之文章”宣战。《新青年》2卷1期的“通信”栏内开始触及语言的改革和统一,《新青年》2卷2期(1916、10)、5期(1917 、1)和6期(1917、2)连续发表胡适的《寄陈独秀》讨论文学革新的通信。1917年1月1日,胡适在《新青年》第2卷5期上发表《文学改良刍议》,提出文学改良的“八事”。19 17年2月,陈独秀发表《文学革命论》,提出文学革命的“三大主义”。钱玄同、刘半农等人纷纷响应。钱玄同提出要用质朴的文章去铲除阶级制度里野蛮款式,刘半农提倡诗体解放,主张“破坏旧韵,重造新韵”。周作人提倡“人的文学”、“平民的文学”,打倒“非人的文学”。这些主张,为世界散文诗和中国古代文化相融合,嬗变为新的中西文化的契合产物——中了道路。五四运动,加剧了中国古典诗歌和古代散文两种文体各自的文体革命,加速了外国散文诗和中国文化的融合,加速了中国散文诗文体从自发到自觉发展的进程。
严格意义上说,散文诗是一种外来文体。“散文诗”这一体裁名称的出现与外国散文诗的译介相关。最早出现在1918年《新青年》第4卷第5期上。1915年7月《中华小说界》第2卷第7期登载了刘半农译的屠格涅夫的四首散文诗,总题为《杜瑾讷之名著》,包括《乞食兄弟》、《地胡吞我之妻》、《可畏者愚夫》、《四嫠妇与菜汁》,这是外国散文诗作品的最早译介。很多人在译介活动中受到散文诗潜移默化的影响,拿起笔来, 由译者变成作者,成为了中国最早的散文诗作家。如刘半农在《新青年》刊出了他的散文诗处女作《卖萝卜的人》,并在作品前特加了说明性的小序:
“这是刘半农作无韵诗的初次试验。”这是他创作散文诗的最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