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介绍：历来多把荀子看作儒家学者,但他与一直所谓的正统——孟子一派有莫大的不同。梁启雄在《荀子简释·自序》中对荀孟思想作了一个较全面的比较:“孟子言性善,荀子言性恶;孟子重义轻利,荀子重义而不轻利;孟子专法先王,荀子兼法后王;孟子专尚王道,荀子兼尚霸道。”从此亦可看出荀子思想的复杂性。那荀子和法家传统有什么联系呢?如有,那么他对法家的理论有什么影响呢?再进一步,他和秦帝国的统治思想是什么样的关系呢?这些都是我在下文要讨论的问题。在讨论这些问题之前,有必要对荀子生活和活动的时代作一简单的考察。荀子生卒年不可考,但根据其活动言行可推断,他大致生活于公元前336年到公元前236年之间。这相对于前文所说的贵族社会,变法时代又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呢?公元前286年荀子使来游齐,也就是两年前,燕昭王联合秦﹑魏﹑韩,赵下齐七十余城,齐湣王走莒。前259年至257年,荀子游赵议兵。也就是一年前,秦将白起破赵军于长平,坑赵卒四十万。前255年荀子赴楚,被春申君任为兰陵令,在此前不久,秦拔楚之鄢﹑郢,楚怀王幽死于秦……就从此政治军事斗争来看,这时的大国争霸正处于白热化阶段。换句话说,当时正是大一统的前夕。这时正是各力量重组,社会秩序重建的一个关键时期。它对当时士阶层的影响也是巨大的。综观全局来看,士阶层普遍坚守的“势”尊于“道”传统正在发生改变。[9]士与君王或官僚体系的关系正悄悄的由“稷下学宫”似的“亦师亦友”“不治而议论”转向士为臣子,融入政府的官僚体系的方向。荀子主要活动于“稷下学宫”的后期,在学宫“最为老师”,并目睹了它的解体。他的“道”也是复杂的。他是坚持“道统”为先的,这点力来无多争论。由他在《非十二子》对当时士的批评即可显见:“今之所谓士仕者,污漫者也,贼乱者也,恣雎者也,贪利者也,触抵者也,无礼义者而唯权势之嗜者也。”[10]这不仅说明了荀子的“道统”关,也印证了当时“势”于“道”的紧张关系。但荀子的“道”又有了些变化。他论礼义是从“性恶”的角度,认为礼义不是由内而外的修养推衍二处,而是作为一种外在的必须有的束缚来整顿秩序的。“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先王恶起乱业,故制礼义以分之。”从这一角度来看,荀子的“礼”近于“法”。正是他的这种巧妙的突破为法家注入了新的活力,后文将予以详述。可以说荀子是道统的最后一位士,也是新时代的第一位士。从各“家”来看,当时没有哪一“家”能完全取得求霸心切的君主的急切需求,也没有哪一“家”能不面临它派空前强劲的攻击(这也是当时名辨思潮的一个重要表现),更严重的是各“家”内部空前的分化。显然,孟子的“仁政”效果来得太慢,正如陈来所言:“在制度与秩序重建的战国后期,《诗书》的缓慢的文化作用赶不上政治的急迫需要。”[11]那法家的法﹑术﹑势理论是不是适应了这一时局的需求呢?“尚法而无法,下修而好作。上则取听于上,下则取从于俗,终日言成文典,及紃察之,则倜然无所归也,不可以经国定分。”显然,在荀子眼中这也是不足取的。同样对于商鞅理论构建的秦,荀子指出:兼是数具者而尽有之,然而县之以王者之功名,则倜倜然其不及远矣,是何也?则其殆无儒邪。故曰:粹而王,驳而霸,无一焉而亡。此亦秦之所短也。在当时法家理论的弊端尚未暴露的情况下,荀子竟有如此见解!他那敏锐的眼光确实是超越时代的。在《解蔽》篇中荀子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