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介绍：古文论研究论文三年前,曹顺庆先生提出文学理论研究最严峻的问题是“失语症”①。同一时期,他又提出医治此种“失语症”的办法是重建中国文论话语②。而重建中国文论话语的途径,主要是借助于古文论的“话语转换”。对于文学理论界来说,这个问题的提出确实反映了面对现状寻求出路的一个很好的愿望。因它接触到当前文学理论界的要害,因此引起了热烈的响应,一时间成了热门话题。学者们纷纷提出利用古文论以建立我国当代文论话语的各种可能性。张少康先生认为应该以古文论为母体和本根,吸收它的精华;同时深入研究西方文论和我国当代的文学创作实际,来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文艺学③。蔡钟翔先生提出“古文论的现代转换,可以先绕开范畴体系的建构这个难题,而从局部性的理论入手,这样推陈出新之路可能走得更顺利。更有效”④。蒋述卓先生则特别强调了“用”,在用中达到古文论与当代文论的融合。他还提出了若干个可用的方面⑤。这些见解都是文论界为寻出路而思虑再三的有得之见。但是,如何建立有中国特色的文学理论,实在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它不仅牵涉到古文论的利用,而且牵涉到当代的文化现状。而且,能否很好地利用古文论,也与目前的学术水平有关。因此,对于“失语”和“话语转换”这样的命题,也就自然地存在不同的意见。蒋寅先生认为“失语症”这一命题难以成立⑥;陈洪、沈立言先生认为,传统文论的某些命题迄今仍被广泛认可并采用,并不意味着它可以在不远的将来再生、复兴,因为它自身的弱点妨碍其直接转化为现代意义的文论话语系统。他们指出这些弱点是:概念木语使用的随意,分体文论不平衡,理论创新的动力不足,主流理论发展不明显。王志耕先生更进一步,提出中国古文论的语境已经缺失,只能作为一种背景的理论模式或研究对象存在,如要将它运用于当代文学的批评,则正如两种编码系统无法兼容一样,不可在同一界面上操作。他认为,不能回归古文论,却必须回归文化母体⑦。这些意见分歧说明讨论已经深人。但是,至今为止,对于古文论的利用似仍停留在纯理论的探讨上。古文论的话语究竟能不能转换,如何转换,转换是否就能建立有中国特色的文学理论等问题,尚未得到实践的证明,甚至如何付之实践,也未见有开始操作的迹象。在未付之实践之前,是是非非,恐怕一时是难以论定的。我对于文艺理论并无研究,本元资格谈论此一问题。由于此一问题涉及古文论的研究,而我多年来的教学工作,正在这一领域,对此也就有了一些很不成熟的零碎的想法,愿提出来就正于行家。古文论研究的目的:用与不用之用古文论的研究目的,一直是个有争议的问题。这个学科创立之初,研究目的似较单一,那就是作为史的研究的一部分,能够帮助更好地了解文学史。后来逐渐地转向了为建立新的文学理论而研究⑧。这种转变有它的大的文化背景。50年代提倡“古为今用”以来,一切涉及“古”的研究对象,目的都是“今用”。因为研究的前提是为了今用,凡能说明今之合理的、于今有益的,就是‘精华”颀之,就是糟粕。干是哲学史的研究以唯心、唯物分界,以唯心、唯物定是非。对于一些思想家究竟属于唯心还是唯物争论不休,而不问其思想的原有特色如何。文学史的研究以阶级性、人民性、真实性分界,于是有诸如山水诗有元阶级性之类的令人啼笑皆非的讨论。这些在当时是很“有用”的,是为现实服务的。现在回过头来看,又有多少用处呢?反思这段历史,我们应该从中有所领悟了吧。急功近利,对于文化遗产的研究来说,孰得孰失,值得思考。古文论的研究为今所用,非始于今天。1957年就有研究者在《新建设》上提出这个问题;1961年《文艺报》在五、七两期里开展专题讨论,宗白华、俞平伯、孟超、唐张、王朝闻、王瑶等著名学者都就此发表意见。1982年《文史哲》为此专门召开座谈会。1983年贺敬之、徐中玉诸位先生又发表文章,就此提出建议⑨。这些讨论,出发点都是很好的,都是为了反对民族虚无主义,反对教条主义,以祈建立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从这一问题提出至今,四十余年过去了,一直未能很好解决,现在又提了出来。这次是从“失语症”说起,并且提出了达到重建的途径:“话语转换”。这一次会有什么结果,目前还不清楚。四十年来反复提出同一个问题,指导思想其实都一样,都是“古为今用”。“古为今用”可以说是我们几代人在对待古文论上的思维定势。至于如何理解“古为今用”,是急用先学,还是把对于古文论的研究看作整个文化遗产研究继承的一部分,在深人研究的基础上,让其自然地、不知不觉地融人当前的文化建设中,似乎就有不同的看法。我以为,研究古代文学、古代文论,以一颗平常心,意在求真,其实是学术研究的一种正常现象,在其他国家似乎并不成其为问题。而在我们这里却需要反反复复讨论如何“古为今用”!这实在是一种很特异的现象。学术研究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求真。我在1989、1991年先后两次提到古文论的研究不一定要急于为今所用。古代文学理论研究的目的应该是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