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介绍：储蓄率经常项目顺差与人口结构变迁
2011-01-19
摘要:
文章从一个多期人口代际交叠模型入手,分析了计划生育政策对人口结构和抚养比例的影响,同时还运用中国数据对人口抚养比与储蓄率、相对生产率差异与经常项目差额进行协整与因果检验。文章认为:计划生育政策并非不可持续,特定时期内放开该政策已经无法应对社会抚养高峰,而保持该政策则会获得一个较低人口总量的均衡人口结构。经常项目差额实际上只是储蓄的跨时空转移。人口年龄结构决定储蓄率,决定储蓄的跨时间转移,国家相对生产率差异决定储蓄的跨空间转移。空间上的这种转移并不改变一国国民的总福利;时间上的转移也不改变代与代之间的总福利。因此,不考虑人口结构、提高即期消费率刺激经济的做法值得商榷,过分关注短期经常项目差额并无太大必要。
关键词:
储蓄率,经常项目顺差,人口结构变迁,计划生育政策
一、问题的提出
根据莫迪利安尼的生命周期理论,人们会为自己一生的消费平衡而在不同年龄阶段进行储蓄或负储蓄。所以,人口结构应该成为决定储蓄率的一个重要变量。在此基础上,人们集中分析和试图估算储蓄率与人口结构变迁的关系,但实证结论却并不一致。如Modigliani和Cao(2004)发现中国储蓄率与长期经济增长率及抚养比存在明显的协整关系,他们将中国的高储蓄率主要归结为高增长和人口结构的改变。但Kraay(2000)使用中国1978-1989年分省居民储蓄家庭调查面板数据分析发现,抚养比对储蓄的影响在统计上并不显著。Horioka和Wan(2006)也认为中国的抚养比对储蓄率的影响只在1/4的样本上显著,且样本期间太短。郑长德(2007)将中国各地区的人口总抚养比拆分为少年人口抚养比和老年人口抚养比,并通过分析表明,储蓄率与少年人口抚养比存在负相关关系,与老年人口抚养比存在正相关关系。李文星等(2008)也作了这样的拆分,同样使用中国省际面板数据,却得到如下不同结果:少年抚养比对储蓄具有正的影响,但影响不大;老年抚养比变化对居民消费的影响不显著。
我们认为,由于人口省际流动越来越频繁,社保全国调拨与统筹不断推进,国家总体数据远比分省数据有说服力,而且后者还容易将问题人为地复杂化。另外一个共同的缺陷就是没有将中国的外部经济不均衡考虑进来。陈智君和胡春田(2009)作了这方面的努力,放松了Blanchard-Fischer跨期模型中人口结构不变的假设,将中国计划生育政策引入模型,得出为应对未来人口老龄化,经常项目顺差是最优的外部均衡目标,但没有给出实证分析。
从开放经济的角度看,储蓄其实可以分为内部储蓄与外部储蓄。前者指国内储蓄,后者以经常项目顺差表现出来,经常项目逆差则为负储蓄。这样,如果储蓄率与人口结构有关,而经常项目顺差又是储蓄的一种形式,那么人口结构有可能成为外部经济均衡的一个重要变量。事实上,早在1958年,Coale和Hoover(1958)就提出了一个多年来饱受争议的假说,即一国生育率提高与婴儿夭折率降低,会产生有着沉重少年抚养负担(YoungDependency)的年轻家庭和年轻政府(部分源于二战结束后大量新政府成立),大量的消费使他们的储蓄与投资不足,于是不得不依靠外来资本流人,形成外部资本依赖(ForeignCapitalDependency),表现为经常项目逆差。亚洲就是典型的例子。但Goldgerger(1973)和Ram(1982)的实证结果没有支持这一假说。近40年后,Higgins和Williamson(1996)使用亚洲面板数据验证这一假说,认为近30年来亚洲的储蓄率上升,同样源于少年抚养比下降,于是亚洲已经或即将走出外部资本依赖的时期,开始输出资本,表现为经常项目顺差。但亚洲各国结论存在差异。而中国在样本期间曾经是完全资本流动管制,适用性也不强。
那么储蓄率、投资率以及经常项目顺差与人口结构到底有没有关系?外部储蓄是在应对未来的老龄化,成年社会的经常项目顺差就是老年社会的经常项目逆差吗?经常项目顺差有没有可能是更多地来源于我国生产率的相对提升而非人口结构呢?本文试图以中国的经验数据来回答这些问题。本文将抚养比分解为少年抚养比与老年抚养比,在总量关系基本不变的前提下,内部却是此消彼长,分解后更能说明问题。此外,文化因素导致的少年与老年抚养方面中国特有的行为方式也会被考虑进来。
本文的结构如下:引言提出问题后,第二部分分析计划生育政策下中国的人口年龄结构及其动态发展。第三部分在阐述变量数据后,分析实证结果。第四部分作预测,最后是结论与政策含义。
二、计划生育政策下的人口结构变迁
人口年龄结构变迁的一个重要替代指标就是社会抚养比。社会抚养比是指人口中非劳动年龄人口数与劳动年龄人口数之比,是衡量社会劳动年龄人口人均抚养负担的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