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介绍：政治理论研究论文同样的角度差别可以应用到对其它许多国际政治现象的判断上面。例如,对于90年代以来随着苏联解体、冷战结束而出现的世界范围的所谓“市场化”、“民主化”浪潮,自由主义者是张开双臂热烈欢迎,认为它们验证了自己的观点,这些浪潮最终会使所有•国家受益,如经济发展加快、贸易总额增长、信息革命普及、主权意识减退、国际合作加强、独裁政权瓦解、民主自由增加等等;现实主义若依然持谨慎观望态度,认为它们短时间也许会出现口由主义者期待的效应,但从长远看,市场化的深入可能加剧国家间的各种竞争,民主化的推广可能使欠发达地区陷入新的混乱与失序局面,总之使国家间争夺权力与财富的斗争出现新的复杂局面,但各自国家利益的追求和这种追求造成的“你争我夺”的国际关系性质始终不会改变;各种马克思主义学派把发展中国家目前出现的“市场化”与“民主化”斥为西式现代化的再版,是所谓“欧洲中心文明”在当代的幅射与扩张,他们并不认为这种“全球化”会真的缩小核心地区与边缘区域的实质性差距,就像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内部资本家与劳动者的关系从來不会由于科学技术的进步和社会总体生活水平的改善而从根本上改变一样。举这些例子,笔者无非是想说明,观察国际事务,可以有很不一样的角度,而每个角度可能都有其价值,人们不可能简单地取其一点而排斥其它。事实上,从我国国际政治学研究的现状分析,改革开放这些年来,中国学者的研究已经变得比较复杂和多样化,并不是只有一个角度、一种“理论”。问题是,第一,许多人并没有意识到已初步形成的多元层化局面,仍然一味地强调某个角度的正确性与独占性;当某人说“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看待国际事务时,他可能实际上采取的是某种“马克思主义的现实主义”或“马克思主义的自由主义”的角度,甚至是与马克思主义完全无关的、纯粹现实主义学派或纯粹自由主义学派的角度。其实,采取什么角度是无所谓高下的,歧见本来是学术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而且,笔者以为,马克思主义确实是国际政治学屮I•分有力的一支解释理论,但由于我们对它缺少透彻的探讨和说明,加上某些“声名败坏”的“理论”的歪曲肢解,在我们国家的国际政治研究中,马克思主义反而成了事实上最不受人重视的一派,正式的宣传与实际的探索像是“两张皮”。“理论”与“实践”的脱节,这才是真正最严重的问题。第二,在我们现有的国际政治学研究中,虽然已有“分株杂交”趋势,但“分株”并不十分明显,“杂交”也不那么多样;现有的理论研究远没有达到“色彩丰富、思潮杂多、学派林立”的要求,已有的理论要么像是别人思想的不充分“移植”,比如中的重复,比如一些以“填鸭式教学”为已任、以“剪刀加桨糊”为手段的某些教科书;要么可能只是以特殊“实践”定义的特殊“有用性”,作为“理论”适用与否、正确与否、深浅与否的尺度,比如一些低水准的“动态分析”。严重之处恰恰在此。我们不是不需要有中国特色的全球主义学派,而是需要真正了解国外研究、又透彻理解本国国情和需要的全球主义学派;我们不是不需要教科书,而是需要既能表现编者的独立分析能力、又允许学生发挥独立思考能力的大量各具特色的教科书;我们不是不需要对外政策论证,而是需要高水准的不同领域不同角度的众多战略策略论证。三.'‘中国特色”问题分析到此,有必要讨论…下国际政治学界颇有争议的“中国特色”问题,这不止是因为它涉及到上面所说的“角度”差异,也由于它确实关系到中国国际政治学研究的基本出发点。几年前出版的拙著《当代国际政治析论》曾经谈到过这个问题,我在书中写道:“中国学者写国际政治的书,总不希望人云亦云,跟在外国人后面走,但做到这点实属不易。近些年來,学术界一直在争论是否应当形成'有屮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体系'的问题,至今尚无共识。我的不成熟的想法是,任何一种有关人类社会的理论学说本来可能产生不同的学派,国际关系学也不例外:列宁主义和西方学者对'帝国主义'现象的解释各有自成一体的道理,美国人、英国人对'中心一边缘'概念的理解同埃及、智利学者的说法又不一样,中国春秋战国时代诸子百家的谋略术与欧美现代战略战术学说有异曲同工之妙。使用的语言、表现形式和思维方式,由于文化背景、历史传统、民族性格的不同,一定不会是一式的;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见到国际政治学的'欧洲大陆学派'、'美国学派'、'日本学派'、'俄国学派'、'中国学派'等等,因此讲'特色'也未尝不可。但我倾向于现阶段少讲或尽量不讲,尤其不要讲'有特色的体系'Z类的话。理由很简单,我们迄今仍然谈不上对作为一门学科的国际政治学有多少贡献一一不论从构架到概念、从命题到论点、从宏观的历史归纳到微细的专门研究。屮国实际上近一、二十年才出现专门从事国际关系学的研究和教学的机构,冃前尚处在介绍国外成果、借鉴他人工具、按照通用的分析范式讨论问题的阶段,我们的发言权不多。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