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介绍：内容摘要传统的,以限制罪犯人身自由为其基本内容的监禁刑,是现阶段中国,乃至世界各国刑罚体系的核心内容。但是,在现代社会日益开放发展的大背景下,由于其成本较大,改造效果不明显、副作用较多等原因,各国都在竭力探寻适合本国国情的,合适的非监禁刑方式,来充实并完善本国的刑罚体系,以达到更佳完美的改造效果。在这个过程中,缓刑就成为了倍受各国重视并采用的一种具有代表性的非监禁刑方式。缓刑,在现代社会的刑法体系中,作为一种重要的刑罚制度,已经为绝大多数国家所接受。从其出现到今天的几百年历史中,缓刑制度不断地被完善,丰富,根据各国家的实际情况改革,并且写入大多数国家的刑法典,成为打击犯罪、改造犯罪人、维护社会安全稳定的有力武器,其价值、功能由此可见一斑。究其法律本质而言,缓刑,就是对已决犯暂缓执行对其判处的监禁刑(自由刑),取而代之的是将其置于社会的大环境中,以通过职能部门监督其行为和社会活动等形式对其进行改造和再社会化,若在确定期限内,犯罪人的改造状况理想,则取消对其判处的自由刑的执行,从而在承认法律给与犯罪人的否定评价以及由于其犯罪行为应受刑罚惩罚的前提下在社会中对其进行的一种较为宽缓的刑罚方式。其本意也在于促使犯罪人尽快改过自新、重新回归社会,并且也减少了减刑的副作用,同时起到了防卫社会的目的。由此可见,缓刑制度是以刑法发展历史后期具有代表性的新派刑法理论观点,即刑罚预防论和相对主义刑罚观为其伦理依据和根基的。缓刑制度具有强制性、附条件性、监督性和可撤销性。强制性是缓刑制度作为一种刑罚的执行方式的本质属性,因为刑罚本身是恶的,是对人性的限制,是具有强制性的,这是刑罚自身的本质特点,缓刑制度必然符合这个特点。附条件性则是缓刑制度适用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区别于其它刑罚制度的重要不同。对于特定的犯罪人,只有具备一定的条件,才可以对其使用缓刑。这些条件的限定,决定了缓刑制度所具有的一系列功能和优势。监督性和可撤销性则可以看作为缓刑制度正常实施,不会给社会环境带来额外的犯罪威胁的途径和保障。只有对放归社会的罪犯实施有效的监督,对违反缓刑期间具体规定的罪犯采取撤销缓刑的情况下,才能以方面保证犯罪人能够自觉地接受改造,取得一个良好的改造效果,另一方面保证社会的安全。缓刑制度以刑罚的相对性理论为其逻辑归宿,兼顾人道1主义内涵,并于刑法的谦抑性思想相契合。从目前的人类社会发展的趋势来看,越来越重视对人性的尊重,越来越强调对人权的保护是一个大方向。实施缓刑,将符合特定条件的罪犯重新放归社会,满足了罪犯作为一个人的对自由的渴望,这种行刑方式就体现了现代刑法的强烈的人性化特点。在监禁刑的弊端日益引起人们关注、对罪犯执行监禁的成本日益增加的前提下,多种非监禁刑行刑方式的优势就愈加明显地体现出来。作为具有代表性的非监禁刑制度,缓刑正是因为其特有的功能而为各国重视。前面已经提到,作为刑罚执行方式,缓刑制度必然具有惩罚功能和改造功能这两种刑罚的最基本功能。固然,将已决犯放归社会,还其自由,客观上使得这种刑罚方式十分轻缓。但是一方面存在的司法机关对犯罪人的有力监督,另一方面存在制度层面的约束,即一旦违反相关规定,就可撤销之前做出的缓刑的决定而重新将犯罪人监禁。这足以给被施以缓刑的罪犯以人身和心理的双重威慑。这就体现出了缓刑制度的强制性功能。除强制功能和改造功能以外,缓刑制度最为人重视的还是其独特的降低执行成本、缓解监狱拥挤状况以及制度整合等功能。通过具体的实施方式和实施条件的不同,缓刑制度可分为刑罚暂缓宣告、刑罚暂缓执行和综合执行制三种形式。区分三者的根本之处就是在于,缓刑之前是否已经对犯罪人做出了确定的,有效的有罪判决和否定评价,缓刑之“缓”,是缓判罪名、还是缓处刑罚。三种体例,在世界范围内各国的刑事立法中均有体现。我国刑法所采取的是一种普通缓刑制度和战时缓刑制度双轨并行的立法模式,兼顾采取了刑罚暂缓宣告和刑罚暂缓执行两种形式的缓刑,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一种综合执行的制度。而具体的制度的选择,则由犯罪主体来决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四章第五节第72条到第77条以及第十章第449条,分别对我国的缓刑制度做出了详细的规定。尽管作为刑罚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起到了巨大的完善和充实作用,但是由于社会的发展、立法经验的不足以及对客观环境的人士不够深入等原因,我国的缓刑制度还存在很多的不足,亟待完善。这些不足主要体现在,法律条文中规定的适用条件的抽象化,进而导致的在司法实践过程中对于是否适用缓刑制度的取舍的标准不统一、司法实践中的缓刑使用率不高,以及监督机制的不健全,监督部门分工不明确以及监督力度不足,内容不丰富等等。解决这些不足,就要求我们必须一方面充分认识现阶段实际情2况和客观环境,另一方面借鉴世界各国以及港澳刑事法律体系的先进经验。在此背景下,系统认识缓刑制度的历史、本质,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