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介绍：阳羡文化家族联姻文学清词创作集群的兴替,一直以江南为重镇,以家族词人群为核心力量。在清代江南词学的版图中,阳羡尤是一个词人集中、唱和频繁的地方。继清初阳羡派拉开清词复兴的帷幕之后,阳羡词坛的唱和与创作活动一直持续到晚清民国。清代阳羡词人,大都出自本邑的文化家族,血缘相承的同时,还因家族联姻而具有千丝万缕的亲缘联系。因此,清代阳羡词的演进,始终以联姻家族为主导力量,以创作集群为表现形态。然而,在当今清词的地域性研究中,阳羡词的这一文化特质,还没有引起学界的充分重视。因此,本文拟在家族视野中,探究联姻作为一种内在机制,如何影响清代阳羡词的演变,揭示家族联姻与清代地域词学发展的内在关系。一、清代阳羡文化家族的联姻观念与联姻形态清代阳羡文化家族以“陈、储、吴、史、任、路、蒋、徐”等几大著姓为构成主体。这些家族大多为南渡之族,于宋元战乱之际迁徙到阳羡。阳羡位于太湖西滨,地理位置较为偏僻,少富商巨舶之往来,而传统文化根基在相对封闭的环境中得以深植,重视耕读传家的地域文化风气相当浓厚。受此熏染,阳羡文化家族具有深厚的崇文观念。在其发展过程中,大都坚持以儒为业,以不文为耻,以科第望其家。这由县志、府志等各类方志中屡被称颂的清代阳羡文化家族便可知,如《宜兴县旧志》载吴氏家族“科甲蝉联五世”,其中吴达可,万历五年进士子吴正志,万历十七年进士孙洪亮、洪裕举人,洪昌进士。曾孙贞吉举人,贞庆进士;元孙元臣进士,人以为“德业之报”[1]。储氏家族“三凤家声”,即康熙五年,储方庆与兄储善庆、堂侄储振登同榜进士;雍正十年,储晋观、储传泰、储鼎泰同中举人,名震一时[1];同时“五凤齐飞”,储方庆五子右文、大文、在文、雄文、郁文同登进士榜[1],成艺林佳话。又据《万氏宗谱》《陈氏家乘》《储氏族谱》等谱牒文献,万氏家族因明代中期万士和、万士亨兄弟同时登第而名列望族。陈氏家族于晚明因陈于廷、陈一教、陈于泰、陈于鼎等人先后登第、同朝为官而称望于乡邑。储氏家族因晚明储昌祚、储国祚、储显祚等先后登进士榜被视为名士之族。由此可见,阳羡文化家族以追求科举功名作为家族发展的重要途径。为了实现崇文尚儒的理想,阳羡家族文人在读书课业的同时,注重积累一定的学术优势或文学优势,逐渐形成明确的文化追求,因时间的沉淀而渐积丰厚。随着家族承衍,这种优势最终融汇为独特的家学传统。如储氏家族尤擅古文,陈氏家族则以词鸣,吴氏家族以诗文而著称,万氏家族专攻经学。虽然各个家族的文化素养及其各自擅长有所不同,但是在特定的时间、空间,阳羡文化家族的稳定发展,能够产生“文化家族叠加”关系,形成特有的地缘文化现象。清代阳羡文化家族不仅重视自身的文化建树,而且还非常重视家族婚姻圈的建立。清代阳羡文化家族间具有与生俱来的地缘性,以此为基础而展开社会交往,易形成趋同的社会观念,从而产生密切联系。这种以地缘关系为基础的家族间的一般性交往,积累到一定程度后,必然要引发质变,而在重视宗族血缘关系的中国传统社会中,“合二姓之好”的联姻,无疑成为建立超越地缘交往关系的最佳方式。阳羡文化家族正是“利用联姻策略来实现自己的社会和政治目的”,“借助联姻形式强化自身的组织性”[2]41,形成以血缘和亲缘为纽带的家族联盟,使彼此更为稳固,并以此来影响一时一地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阳羡文化家族联姻的过程,是以某一姓氏为中心,通过婚姻与他姓望族不断进行社会交往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起决定作用的是双方家族的文化素养,这是家族文化积累沉淀的结果。以陈维崧家族的婚姻为例来看,维崧祖父陈于廷有四子,长子陈贞贻配本邑路氏女,乃路云龙的孙女;次子陈贞裕娶同郡进士吴道行女;三子陈贞达娶常州进士郑振先女;四子陈贞慧娶同郡进士汤兆京女。陈于廷的两个侄儿陈贞元、陈贞禧分别娶万炯女和万震祈之女。陈于廷的三个女儿分别适举人吴洪裕、庠生曹懋勤、进士吴简思。陈于廷养女杜氏适进士吴正心。陈于廷弟陈于明的女儿,长适太学生万诚,次适明戊辰进士路进,三适壬午解元癸未进士卢象观。陈于廷弟陈于扆的女儿,分别嫁太学生储懋学、庠生徐荪。显然,陈氏家族在其择婚过程中,非常重视对方的文化背景和功名成就。陈维崧家族本身就具有深厚的文化积累,以诗书传家,而与陈氏有嫁娶关系的吴氏、曹氏、万氏、卢氏等,亦世以风雅为胜,文化层次较高,体现了重视文化门第的择婚观。反观之,吴氏、曹氏、万氏、卢氏等选择陈氏,也同样是以陈氏文化声誉作为一个重要标准。以上阳羡文化家族的联姻,说明了清代阳羡文化家族坚定的文化取向和处于共同社会层次的内在要求,而正是这种“取向”和“要求”的不断实现,使得其联姻行为具有规模效应,这主要反映在家族联姻形态上,具有世代连续和连环共存的特点。清代阳羡文化家族联姻,往往并不满足于单一的嫁娶关系,而追求世代缔结“秦晋之好”。以清初阳羡吴氏与陈氏的联姻为例,缔结了四代婚姻,纵向历时长、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