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介绍：西周年代考辨
(2010-11-01 11:05:41)转载▼
标签: 刘歆
中国
西周
《淮南子》
武王伐纣
文化
分类: 和学讲坛
西周年代考辨
【原文出处】史学史研究
【原刊地名】京
【原刊期号】199702
【原刊页号】51-65
【分类号】K21
【分类名】先秦、秦汉史
【复印期号】199705
【作者】周流溪
提要本文综述了自刘歆以来至当代学者关于西周年代的研究及存在的问题,指出:西周年代考订要将史料和方法恰当结合起来;必须强调以正确的态度去对待史料,特别是古本《竹书纪年》的西周积年和铜器的历日。文章分析了学者们在考辨年代上的失误,在近年殷历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周历建申说,并把它全面应用于铜器历谱。本谱做到了既不改动铜器的历日又不违反考古学的铜器分期。
关键词西周年代学建申说铜器历谱
西周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十分重要的时代。尽管学者们对其社会性质有不同的看法,但是大家对中华民族、中国文化乃至汉语在西周时期开始确立后世的那种形态这一点却是意见相当一致的。[1]正因如此,人们对西周的年代在共和以前没有确切的记载无不感到极大的遗憾。自古至今,曾有不少学者试图重建西周的年代;这种研究已经发展为一种专门之学,即西周年代学。
西周年代考辨和先秦文献研究密切相关。西周年代学要运用正确的思路和方法,挖掘和利用各种史料,以达到预定的目标:确切地考定克商的日期和各王的王世。以上两个目标是一种理想。它有无实现的可能呢?我们认为它是能基本实现的。在整个中国历史年代学中,西周年代学比夏年代学和商年代学具备更好的研究条件。三代的年代学都要借助地质学和考古学;但是西周的年代不能满足于地质年代和考古年代的精度,它必须达到历史年代的精度。不过这个理想也不能完全实现;对此我们必须有一个实事求是的态度。西周年代的重建说到底必须凭借可用的史料,而它是明显不足的。所以西周年代学的根本问题始终是如何挖掘、解释和利用史料的问题。我们这样说,已经包含着材料和方法两层意思。史料是第一性的,方法是第二性的,但是二者要结合起来。没有史料,再好的方法也是空谈;没有方法,史料只是“断烂朝报”而无从利用。
西周年代学是从西汉末年刘歆开始的学问,体现在他编著的《世经》中(今存于《汉书•律历志》)。年代学在西汉出现,是有其历史背景的。汉武帝开始使用具有特色的年号(第一个年号是开宗明义的“建元”),这是中国历史上一个伟大创造。它使当朝年代在古今时间轴线上第一次获得了绝对定点的位置。而在此之前,由于人们的历史观念不强,当朝纪事只标记“王几年”等,甚至连王公之类字眼也没有。这给治史带来极大的困难。刘歆作为古文经学家和历学家,起来创立古史年代学,自己谅必觉得既有必要也有可能。可惜他的历史年代学不像现在这样是相对独立的学问;它和刘歆的从政有明显的联系,而这给他的研究结果乃至他以后的人们的研究都带来了不小的影响。可以说,司马迁编史“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宗旨在刘歆的史学中也是体现出来的;但是刘歆出了较大的偏差。他编制三统历,把阴阳、五行、易卦、乐律同日月五星的周期杂糅结合,设计了完美的推算起点——太极上元,然后把《世经》嵌进去,使伐桀、伐纣、经传的日至和岁星纪年等事件全都在三统历中处于合理的位置。这是一个复杂、神奇、能知过去未来的体系。既然它能解释《春秋》,说明刘歆的古文经学“正确”;既然它能合理安排充满预言的岁星纪年史料,说明刘歆在别处大谈灾异(见《汉书•五行志》)也是有“根据”的——而刘歆正是通过大谈灾异为王莽托古改制篡汉自立制造舆论。[2]谈论刘歆的年代学不应忽视这一历史背景。今天我们探讨历史年代学,当然只是把它作为一个科学问题来研究。不过,如果不采取科学的态度,在研究中也还是要出重大偏差的。本文从这一认识出发,考察和评论了当代一些学者的有关成果,力图汲取经验教训,尝试提出一个西周年代的新构拟方案。
一、西周年代学可利用的材料和方法
刘歆研究西周年代,他所能凭借的史料只有传世的文献(包括他以特殊身份得见的中秘图书)。除了真正的史书之外,他还利用谶纬之书。他的方法是文献学和历学的结合运用。由于他的历法中除了日月地运动的因素外还有五星周期,我们也可以认为他已经开始利用广泛意义上的天文材料。但是说到底,刘歆的年代学走的是历学的路子。
由于在刘歆的时代天文学的发展存在历史的局限,而刘歆的历史年代研究也不全出于科学动机,所以他的历术还是粗疏的,据此推定的年代也是靠不住的。刘歆提出岁星144年超辰一次,由此他推算出相当于公元前1122年那一年“岁在鹑火”;而这一年与“周文王四十二年十二月丁丑朔旦冬至,孟统(.—)之二会首也(.);后八岁而武王伐纣”正相符合。又,按他的历法,这一年周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