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介绍：樱桃园的凋零——读契诃夫作者:曹文轩  1904年7月15日深夜,德国疗养地巴登韦勒。与死亡之神已打了数次交道的契诃夫,躺在柔软舒适的病榻上,听着窗外潮湿的空气流过树林时发出的细弱声响。“德意志的寂静”浓厚地包围着这位异乡客。他终于听到了生命乐章的最后一个音符,正从黑暗的远方飘忽而来。他将脸侧过来,以极其平静而严肃的语调对他的德国医生说:我要死了。 医生让人打开了一瓶香槟酒。 契诃夫接过杯子,望着妻子——莫斯科艺术剧院最出色的演员克尼碧尔,微笑道:“我好久没有喝香槟酒了……”说罢,将杯中酒慢慢饮尽,然后侧身躺了下去…… 天还未放亮,一只精灵似的黑蛾从窗外飞进屋里,然后在契诃夫遗体的周围,没有一丝声息地飞动着……几天后,他的遗体运回俄国。遗体运回时的情状,就像是一篇绝妙的“契诃夫式”的小说:到火车站去迎接他灵柩的亲朋好友,在一个军乐队的演奏声中,却竟然找不到他的灵柩——那个庄严肃穆的军乐队,原来是用来迎接同车到达的一个将军的灵柩的。一阵忙乱之后,人们才好不容易地找到了契诃夫的灵柩——他的灵柩居然混放在一节赫然写着“牡蛎”的车厢里。事后,高尔基愤怒地写道:“车厢上肮脏的绿色字迹,就像那些得意洋洋的凡夫俗子在精疲力竭的敌人面前放声狂笑。” 这最终一幕,再度印证了契诃夫的那些讽刺性作品所具有的极度真实性。 我们必须记住契诃夫是个医生。正是因为这个世界上有一个叫契诃夫的医生,才会有这样一个叫契诃夫的作家。 许多作家都曾与医学有过关系。中国的鲁迅就是一例。“医学与文学”应当是一个有趣的题目。然而很少有人意识到这是一个题目——这也是可以作为一个题目的。契诃夫的文学肯定与医学有某些隐秘的关系。这倒不是因为他的不少作品写了与医生、医院、病人有关的故事,而是他在从事文学创作时,显示了他从医时养就的品质****气以及如何看待、对付这个世界的方式。契诃夫还是一个很有声誉的医生。那座设在巴勃金诺、挂有“契诃夫医师”招牌的诊所,曾在“至少十五俄里”的范围内,家喻户晓。他一生都似乎很热爱他的这份职业。他愿意聆听病人的连绵不断的呻吟。他闻惯了苦涩的药香。他对自己开出的别出心裁的药方,其洋洋得意的程度并不在他写出一篇不同凡响的小说之下。而一个病人痛苦的解除给他所带来的快意,也绝不在一篇作品发表后而广受赞誉所带来的快意之下。对于医学,他一生钟爱。出于一个医生的职业眼光,契诃夫面对社会时,极容易将其看成是一个“病者”。他一生的文学创作,可以说,几乎都是揭露性与批判性的。他的手指似乎时刻扣在扳机上。今天的学者们在分析契诃夫作品时,都显出一番驾轻就熟的神气,毫不迟疑地将契诃夫作品的这些精神归结为他所处在的那个俄国社会是一个病入膏肓、不可救药的社会。他们从不作假设:如果这个当医生的契诃夫生活在当下随便哪一个社会,还会不会是那样一个锐利的、刻薄的、无情的作家契诃夫?而我的回答是十分肯定的:契诃夫即使在当下,也还是那样一个契诃夫。医生的职业,无形之中帮他完成了对“作家”这一概念最本质之含义的理解:作家,从根本上来说,就是批判性的。一部世界文学史,我们看得再明白不过了:那些被我们所推崇、所敬仰、被我们冠以“伟大”字眼的作家,都不是社会的颂者。他们所承当的角色是尴尬的、孤独的、充满了挑战意味的。他们送走了一个又一个他们所不喜欢的时代,迎来了一个又一个他们所希望的时代。而这一个又一个的“希望的时代”,其实并不是他们的时代,因为新的一代作家很快替代了他们而成为主流。事情意味深长:新一代作家,又宿命般地接受了先人的命运,又成了尴尬的、孤独的、充满了挑战意味的角色。他们依然又将社会看成了一个病者。社会在文学中总是一个病者。我们可以将契诃夫的态度看成是对一个政治制度的态度,但,仅仅看到这一点,显然离契诃夫的境界还很遥远。他这样的人,其实无论生活在哪一种政治制度之下,也会是这样的一番态度的。他的病者,是社会,而并不是制度,或者说不仅仅是制度。就人类社会而言,它无论在何种形态的制度之下,都不可能是一个十足的健康者。人类社会的文明进程,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它是一个病者的形象。契诃夫笔下的社会,是十九世纪的俄国社会。然而,一百多年过去之后,我们今天再来面对任何一个社会时,我们都将必须老老实实地承认:契诃夫笔下的若干社会病态依然存在。而那个社会造成的种种畸形人物——如“变色龙”、如惶惶不安的小公务员、如将自己装在套中的别里科夫,依然就在我们身旁走动——我们又在哪一刻能不再听到他们的鼻息声?执政者都喜欢与之共在的作家是那个社会的颂者,而当一些作家不愿成为颂者时,就又很容易地将他们简单地看作是制度的不合作者。一种紧张关系便在不知不觉中产生了。而这种紧张关系的解除,要么寄托于执政者的开明、对作家之职能的深度理解,要么就是放弃作家的立场、牺牲文学的本性。生活于中国的又一位医生鲁迅,今天已被反复解释为他是他那个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