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介绍：如何看待诺贝尔文学奖?——对于高行健得奖的一些看法
小标题:我认为高行健得奖,反映了诺贝尔文学奖委员会的“欧洲中心”视野。当然,这种“欧洲中心”主义在美国早已被学界攻击得体无完肤,然而继之而起的“美国霸权”主义,照样引起欧洲人的反感。
高行健得到诺贝尔奖,引起了不少争议,尤以中国大陆反对的声音最多。我个人认为这是多年来中国海内外文坛“诺贝尔奖”的反效果。诺贝尔奖金的各个委员会都不是联合国的机构,以民族国家为大前提的各种要求,我认为都是无稽之谈。诚然,政治性的考虑可能有,但欧洲人的政治观大多是文化政治而非国家政治,至少,文学创作是不应该受到政治上的国界限制的。从这一立场看来,高行健的得奖并非偶然,因为他和北岛——另一位热门候选人——一样,是自愿流亡到中国境外的作家,他们不受任何政权的主宰。身为自由人,这是一个作家创作的基本条件,至少欧洲人如是观。另一个现代欧洲文学的传统就是“流亡”,这是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的共通特征。
所以,我认为高行健的获奖,反映了诺奖委员会的“欧洲中心”视野。当然,这种欧洲中心视野,在美国早已被攻击得体无完肤,然而继之而起的“美国霸权”主义,照样引起欧洲人的反感。至少,我认为委员会众的大部分成员是如此的。(索尔。贝屡和东尼。莫里森得奖并非因为他们是美国人,而是因为前者写的多是犹太知识分子,而后者是黑人)所以,他们显然并没有考虑在美国有英译本出版的中国作家的作品,或因电影改编原作而甚走红的作家(如莫言和苏童)。高行健的长篇小说《灵山》的英译本是由澳洲悉尼大学的陈顺妍博士翻译在澳洲出版的,至今(指2000年时)尚无美国版。
  当然,诺贝尔委员会不会听中国的话。记得87年上海金山召开的一次国际学术会议中,瑞典的马悦然教授(也是诺奖的评审委员之一)被各方代表群起而攻之,各以民族大义向他声讨,然而,即使马悦然教授全心全意热爱中国文化(他事实上确实如此),也势必在委员会中说服其他不懂中国文的委员,但是这些委员都各有自己的文学品味——我看大多数是欧洲式的——他们当然不会完全从中国人的立场评审文学奖。诚然,文学的欣赏无所谓客观,但多少也会受到文坛评价的影响,而高行健早已在欧洲文坛(特别在法国),享有盛誉,我猜此次支持他的也大有法国人在。
归根结底,我们最后必须考虑高行健的作品本身和作品中体现的艺术观。我认为他是一位彻头彻尾的现代主义作家,特立独行,追求一己的艺术视野。他的剧本,80年代在大陆走红了一阵子,当时,“现代主义”盛行,但大陆文坛上的热潮此起彼落,不到数年就又举起“后现代主义”大旗来。高行健出国后,早已被大陆文坛遗忘,倒是在台湾颇受欢迎和尊重,他的《高行健戏剧六种》早在1995年就在台湾出版(该书全套共6部:彼岸、冥城、山海经传、逃往、生死届、对话与反诘),而《灵山》出版得更早,我读到的是1990年的联经版。
我认为高行健基本上是一位剧作家,而近二三十年的中国文学传统中,戏剧所占的地位远在小说之下。戏剧是一种表演艺术,光从“文本”中很难窥其全貌,他的语言——特别是现代主义的作品,如贝克特和尤奈斯克——较少民族色彩而更见国际性,而现代主义的戏剧传统一向走红于欧陆,在中国大陆仅昙花一现。台湾文坛反而有现代主义的传统,剧场也一向很活跃,有不少批评家(如姚一苇)和学者(如胡耀恒)极力提倡,胡耀恒曾为高行健的剧作写过一篇长文,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