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介绍：劳动力市场结构变迁与人力资本收益
劳动力市场结构变迁??与人力资本收益刘精明提要:转型期我国教育收益率普遍提高,但其中的具体机制和过程如何,学界鲜有深入而详细的讨论。本研究结合具体的社会改革进程,从新结构主义视角探讨了劳动力市场的部门分割及其结构特征的变化,并以此解释了不同部门中人力资本收益模式发生变化的原因。国家规制性力量的作用、市场制度中的绩效原则以及与原有制度的路径依赖关系,共同决定了当前劳动力市场上的人力资本回报差异的基本格局。实证数据来自1996、2003年两次全国性社会调查,实证结果表明,各部门人力资本收益率的变化并不与市场化方向相一致,而是呈现出诸多社会转型期的非常态特征。人力资本收益率并非纯粹的市场化程度指标,它的变化还深刻地反映了转型期群体间利益关系的变化和重构。关键词:劳动力市场部门分割人力资本收益率一、问题的提出 20世纪80年代后期城市社会改革开始后,我国劳动力市场中的人力资本收益率(特别是教①育收益率)有了较大的提高。尽管还存在一些认识上的分歧,但国际、国内学界对此都持基本肯定的意见。现在的问题是如何解释转型时期人力资本收益率的变化、提高? 一种主流的解释视角来自人力资本3>理论。估算人力资本私人收益率是经济学研究的一个传统领域,其中教育和工作经验(职业训练)被当作两种关键的人力资本形式。人力资本理论认为教育和培训是一种私人投资,由于个体接受教育的程度、能力、经验和所受岗位培训与个人劳动生产率之间具有较强相关性,给付不同工作的收入差距,体现了对个体获得技能时所支付成本的补偿。因此,教育作为一种人力资本,主要体现为个人在劳动力市场上的生产能力和对资源的配置能力(赖德胜,2000;2001),在一个充分竞争且供求均衡的劳动力市场上,教育与个人生产效能之间的函数关系对劳动力的市场价格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受人力资本理论的影响,多数学者将我国社会转型时期人力资本收益提高的原因归结为市场化过程的深入和市场竞争的加剧。前些年“市场转型论争”中所产生的“市场过渡导致人力资本收益提高”的命题(Nee,1989;Nee and Matthews,1996),就是以这种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人力资本理论为基本依据的。人力资本理论似乎成功地解释了一个基本的个体性特征在收入决定过程中的作用,但它所强调的人力资本收益与市场竞争程度之间的关系,通常是在一个成型的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中更为典型。转型时期人力资本收益率的变化是否有不同的根据呢?国内一些学者已试图从另外的替代性理论来解释和分析,如有的学者就认为,我国劳动力市场中个体的教育收益率既是一种竞争信号,同时也反映了人力资本的效能(李锋亮,2004;李锋亮、丁小浩,2003)。这些研究表明,与人力资本理论相关的争论在国内学界已开始延续开来。?? 本文较早的一个版本曾发表于2006年5月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举办的
“变迁中的中国和印度”学术研讨会,会议期间得到戴建中教授、张宛丽教授、唐灿教授以及其他专家学者提出的批评、建议,在此表示感谢。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和香港科技大学社会调查中心合作项目“全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03)”对本研究给予了重要支持;本研究受与社会分层研究”(05BSH013)的资助,在此一并致谢。①一项收集了有关市场转型争论的90个实证研究(包括东欧国家)而进行的二次分析(Meta Analysis)表明,在市场转型过程中,教育及其他与市场相关的人力资本收益率并没有实质性提高(Verhoeven, Willem-Jan, Wim Jansen, and Jos Dessens,2005)。但作者们所收集的关于中国社会转型的实证分析例证,大多来自1990年代中期及以前的社会调查,所得结论具有较大的局限性。
对人力资本理论更严峻的批评来自于“新结构主义”。由于劳动力市场总是受到许多极为复杂的非经济因素的干扰,在新结构主义看来,收入问题的新古典经济学解释在证据、假设等方面都存在较大的缺陷(Smith,1990)。制度性因素和社会因素会将劳动力市场分割为不同的部门(Cain,1975;Doringer & Piore,1971;Kalleberg & Sorensen,1979;Piore,1975) ,市场力量因此而受约束、被软化,甚至被替代,从而形成非竞争性群体。教育的生产效能的发挥、以及人们对人力资本价值的评价,依赖于各部门内部特定的生产管理方式和组织模式及其平均劳动生产绩效,并受制于不同劳动力市场部门中的特有保护模式(Lewin-Epstein & Semyonov,1994;Smith,1990; Smith & Zeller,1981;be,1965)。这意味着在不同的劳动力市场部门中,由于存在各自特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