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介绍：第五次反围剿第五次反围剿围剿”与反“围剿”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敌我双方的主要斗争形式。国民党从1930年12 月开始,对革命根据地连续进行了五次大规模的军事“围剿”,妄图消灭红军,摧毁革命根据地。前四次的反“围剿”斗争,在毛泽东正确军事思想指导下,均取得了胜利。第五次反“围剿”,由于受到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破坏, 致使红军遭受了惨重的损失。 1933年9月底,蒋介石集中一百万兵力,自任总司令,对革命根据地进行第五次大规模“围剿”。其中用于进攻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兵力有50万人。这次“围剿”,敌人采取持久作战和堡垒主义的新方针。此时,毛泽东已经离开红军的领导岗位,中共临时中央直接领导这次反“围剿”战争。中共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秦邦宪) 把军事指挥权完全交给了共产国际驻中国的军事顾问李德。而李德只有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那种正规阵地战的经验,并不懂得中国革命战争的具体特点。他们反对“诱敌深入”,命令红军全线出击,企图实现“御敌于国门之外”, 结果使红军辗转于敌军主力和堡垒之间,陷于被动地位。 1934年1月,中共临时中央在江西瑞金召开了六届五中全会。这次会议把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推向了顶点。“左”倾冒险主义的进一步发展,使得红军在反“围剿”战争中只能继续执行前一段的错误战略战术,从而在蒋介石重新发动的进攻面前遭到更为严重的损失。 4月中旬,国民党军队集中优势兵力进攻中央苏区的北大门广昌。“左”倾错误领导不顾敌强我弱的实际情况,调集红军主力同敌人“决战”。经过18天的血战,部队遭受重大伤亡,广昌失守。7月,在敌人新的进攻面前,又兵分六路,全线防御。10月初,兴国、宁都、石城一线相继失陷,中央根据地日益缩小。红军在根据地内粉碎敌人“围剿”的可能性已经完全丧失,中央红军主力被迫实行战略转移。10月中旬,,踏上向西突围的征途。这便是长征的开始。博古李德王明红军第五次反“围剿”的失利,是中共历史上一次有名的大败仗。传统党史多从中共中央的战略战术错误来探讨此次败走麦城的原因,认为“如果红军能够正确地估计形势,利用有利条件,针对地方采取的新战略,灵活运用历次反‘围剿’的成功经验,即采取积极防御的方针,集中优势兵力,扬我之长,攻敌之短,在运动中各个歼灭敌人,打破这次‘围剿’仍然是有可能的”。然而, 《革命》并不局限于从中共这一视角,同时关注了国民党的战略与战术。由于前几次“围剿”的失利,蒋介石对此次“围剿”极为重视,势在必得,全力以赴, 从作战准备、作战方针、作战基础、作战部署等方面全面重视,甚至不惜采取“堡垒主义”寸寸推进的“笨方法”,只为能够求稳、求准、求狠。第五第五次反次反围剿围剿失败失败原因原因一、国民党方面的作战准备和作战方针 第四次“围剿”失败后,经过短暂休整,蒋介石开始准备第五次“围剿”。1933 年战略转移 7月,蒋在江西庐山开办陆军军官训练团,分期分批训练中级以上军官。训练“惟一的目的,就是要消灭赤匪,所以一切的设施,皆要以赤匪为对象”。对应其“从前剿匪剿不了,并不是我们武力不够,而是我们精神不良”的认识,训练团特别注重战斗、团结精神的教育。训练结果, 按蒋自己的说法: “因为时间过于短促,对于学术科没有多大的进步,但是各人的精神思想,和所表现的仪容、态度、动作, 比两星期以前,完全不同了。”同时,干部集中、朝夕相处对来自各地方、各派别的军官“把眼前畛域派别的观念,和频年交相火并的宿怨前隙,不期然而然的消弭泯灭”,也发挥了一定作用。以红军作为假想敌,郑重其事地开办庐山训练,反映蒋介石对再一次与红军作战的充分重视,吸取前几次“围剿”失败的教训, 蒋将新一次“围剿”定位为军事、政治、经济、社会的总体战。基本原则为“三分军事,七分政治”:即“用三分的力量作战,用七分的力量来推行作战区的政治”,“一方面要发挥军事的力量, 来摧毁土匪的武力;一方面要加倍地运用种种方法,消极地来摧毁土匪所有的组织,及在民众中一切潜势力”。秉着总体战的思路,国民党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政治、经济、社会政策,严密统治、收揽人心,其中,对苏区最具威胁的是封锁政策。通过实行严密的经济、交通和邮电封锁,严禁粮秣、食盐、工业品和原材料等物资流入苏区,断绝其与外界的联系,蒋介石判断: “匪区数年以来,农村受长期之扰乱,人民无喘息之余地,实已十室九空,倘再予以严密封锁,使其交通物质,两相断绝,则内无生产,外无接济,既不得活动,又不能鼠窜,困守一隅, 束手待毙。”第五第五次反次反围剿围剿失败失败原因原因二、国民党方面作战基础的增进 蒋介石在第五次“围剿”中选择持久消耗的作战方针,和当时国内外相对有利的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周恩来曾经谈到,蒋介石在“第五次‘围剿’时能动员五十万军队发起进、实行封锁,那是他势力最强大的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