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介绍：,查尔斯·蒂伯特、罗伯特·瓦伦和我提出一个观点,认为可以把大城市地区的治理模式看作是多中心的政治体制(Ostrom,TieboutandWarren,1961;本书第一章)。我们认为,多中心政治体制的特点是存在许多决策中心,它们在形式上是相互独立的。我们在使用“政治”一词时,与“政府”同义。我们认为,政府的“事务”是生产(或者提供)各种各样的公益物品和服务。“体制”则是指长期持续存在的一组有序的关系。通过把大城市地区构想成多中心政治体制,我们实际上是在说明一种有序关系的体制,它是权力分散和管辖交叠的基础,它往往被看作是“混乱的”,是大城市地区政府制度失败的主要根源。如果提出了一种适当的理论,它就应该能够解释我们在大城市地区所看到的行为模式,并预测其行为趋向。在确定了多中心体制行为的理论前提下,我们认为多中心安排效率方面的表现差于只有一个政府单位对任何特定的大城市地区进行排他性管辖的充分一体化的体制,这一观点并不存在不言自明的理由。关心“效率和节俭”改革运动的人们根据效率的理由早就主张要把许多地方管辖权合并或者融合成一个单一的全面政府单位来管辖任何特定的大城市地区。他们的理由是交叠管辖引致服务或者职能的重复。根据不言自明的理由,认为重复服务是浪费性的或者无效率的。我们挑战这一预设。如果许多机构在提供类似的但又有所区别的、有害于多样化的利益社群的服务,这一推理是不成立的,比如,联邦调查局的服务并不必然与州和地方警察力量的服务重复。然而,我们并不认为所有的多中心体制必然是有效的。任何特定多中心体制的效率取决于操作关系与有效表现的理论上明确条件相一致的程度。这些有效表现的必要条件,一是不同政府单位与不同公益物品效应的规模相一致,二是在政府单位之间发展合作性的安排采取互利的共同行动,三是有另外的决策安排来处理和解决政府单位之间的冲突。主流的理论倾向于认为权力分散和交叠管辖的存在引起常常被描述为“混乱”的事务状态。这种事务状态的特质是“混乱的”,意味着缺乏解释行动理论来解释这种事务状态。真正混乱的事务状态是难以持久存在的,除非存在一个伟大的随机选择者来“维持”混乱的“秩序”。进而言之,真正混乱的状态是不可能用诸如效率或者回应性的绩效标准来评估的。因为多中心的政治体制是存在的,并且持续了好长时间,有序关系的结构或许看似混乱,却是存在的。如果存在这样的有序关系的结构,人们就可以认为可具体化的结构条件可以激发可预料的行为模式。只有能够确立可预料的有序关系的模式,才有可能评估多中心体制的绩效,预料其未来的绩效,并与其他某种有序结构相比较。解释性理论的开发必须先于根据规范的标准评估可选择的组织模式。奥斯特罗姆、蒂伯特和瓦伦所提出的观点在对这一思想表示怀疑的学者那里激起了反应。最坚定的反应是把这一取向看作是“市场模式”。这一取向一旦获得了这一名称,就为某些学者贬斥为是不适当的模式。其他人运用“市场模式”时其意思是有关原子个人主义和古典经济理论其他属性的自由组合。如果奥斯特罗姆、蒂伯特和瓦伦的理论是一种简单的市场模式,源于古典经济理论,那么就有理由拒绝这一思想。根据经济理论,我们可以预料在市场条件下向个人提供公益物品和服务的努力将会失败。然而,我们从未有意发展一个严格的市场模式,来向个人购买者提供公益物品和服务。我们也无意根据古典经济理论提出一种经济模式。相反,我们想说明的是半市场机制在公共服务经济领域里是可行的,这对于公共行政理论意味着新的维度。另一反应把奥斯特罗姆、蒂伯特和瓦伦的设想看作是使现状合理化或者为现状辩护。一个理论解释看似混乱的秩序并解释现状,作为实证理论就已经获得了某种小小的成功。任何解释性的理论,如果它是成功的,大概都要在条件和结果之间的关系能够得到解释的意义上要使现状合理化。然而,一个理论应该使人能够预料不同条件下可能得到的不同结果。在这一意义上,一个政治理论也应该使政治决策者以可预料的方式变更结构安排,改变结果。这样,适当地认识现行体制中存在的有规则的东西以及在该体制中发生的变化可能导致的结果,是改革成功的必要前提。然而,一种解释性理论应该与规范的解决方案相一致,而不是符合现状。官僚组织不是为法国或者俄罗斯旧制度的现状辩护,多中心组织的理论也应该不是在为当代美国的现状辩护。在任何特定的时间限度内,任何给定的政治体制都比引起现状的现行组别的政策方案更适合于大范围的替代政策方案。实际上,多中心体制应该比单中心体制更适合于多样化的政策方案。这些反应指出奥斯特罗姆、蒂伯特和瓦伦的观点存在着一些严重的缺陷。我们所从事的任务比我们已经认识到的更困难。如果大城市地区的治理要成为多中心秩序,多中心必须可应用于大范围的社会任务。然而,要理解大城市地区多中心政府体制的结构和行为特色,解决这些问题是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