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介绍：“西京三部曲”的家民叙事一立足于唯物主义世界观和社会生活反映论的现实主义创作,在社会主义文艺中一直占据着主流地位,较之其他创作方法和流派,有着更为重要的意义。从早期朴素现实主义经批判现实主义再到后来具有现代、后现代色彩的心理现实主义、新写实主义、魔幻现实主义等不同流派,现实主义文艺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发展、演变。在此进程中,创作方法与技巧的探索、革新固然重要,但创作者所身处的民族文化的历史传统和社会发展的时代影响,对其创作观念和实践的深层制约也不容忽略。然而遗憾的是,在当下中国的现实主义创作中,不少创作者对此问题重视不够、理解不透。由此,丰满、复杂的生活在艺术表现中,难免存在简单、肤浅、模式化和概念化的弊病。尤其是在以当代日常生活为题材的现实主义创作中,有些作者因固守传统旧有路数,缺乏新意,给受众造成明显的审美疲劳;有的作者则因生吞活剥,克隆西方,“夹生”式创新,和民族的审美习惯形成文化“断裂”。在通俗化、大众化的戏剧与影视领域,这一现象似乎更为突出。纵观中国当代的舞台、银幕、荧屏,如何在现实主义叙事中力避肤浅、苍白,不断创新、深化,的确是一个值得深思和不懈探索的现实课题。“家天下”的社会秩序理想,是中国文化命运的一条主脉。梁漱溟认为:“团体与个人,在西洋俨然两个实体,而家庭几若为虚位。中国人却从中间就家庭关系推广发挥,而以伦理组织社会消融了个人与团体这两端。”[1]由此文化主脉孕育出的“家国情怀”,则跨越时空,深入人心,像历史基因一样渗透进中华民族的集体无意识中,潜移默化地制约着各个时代艺术家的创作。在新的时代语境中,传统“家国同构”的社会意识被彻底颠覆,历史上“家国情怀”的内涵也在很大程度得到改写。儒家“修、齐、治、平”的家国同构理想,重点在于追求“家”与“国”的结构统一和高度关联,但现代革命文艺思维,则重在强调“家事”与“国事”之间的根本区别和强烈冲突。在以工农兵为表现主体和服务对象的革命文艺作品中,主人公公而忘私、舍家为国的情节是常见的叙事模式。直至新时期以来的“主旋律”现实主义作品中,上述情节模式还大量出现,不断重复。众多以时代英雄、先进模范、优秀典型为原型的人物塑造,大都跳不出“家国冲突”的结构框架和公而忘私、舍家为国的情节套路。即便是没有现实原型的虚构性创作,叙事的陈旧结构、情节的惯性思维也很难被打破。于是,我们看到:大量的作品都在强化“家”与“国”之间的矛盾冲突,并且凸显大写的“国”,虚化小写的“家”,在事业与家庭、公义与私情的两难选择中,把价值的天平偏向作为“千万家之和”的“国”,最终实现了社会政治伦理对血缘亲情伦理的“胜利”。上述作品陈陈相因的叙事模式,在思想境界上貌似充满了“高大上”的追求,实则遮蔽了对当代生活复杂矛盾、丰富样态的深入挖掘和客观再现。简单、肤浅的理想化和贴标签式的观念化,掩盖的恰恰是创作者艺术创造的惰性和不自信。二当代著名剧作家、首届中华艺文奖获得者陈彦,近十多年来一直坚持面向当代题材和日常生活的现实主义叙事,连续创作了以眉户剧《迟开的玫瑰》、秦腔《大树西迁》《西京故事》等为代表的“西京三部曲”以及其他许多优秀作品,多次荣获曹禺戏剧文学奖、文华奖、国家舞台精品工程等大奖,成为中国戏曲现代戏创作界的佼佼者。作为一位有追求、有个性的艺术家,陈彦不满足现成的创作模式,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