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介绍：中国人为什么缺乏悲剧精神? ——悲剧精神新考一个事实常令研究者困惑: 在二十世纪下半叶, 中国人经历了浩劫却至今未创造出相应的悲剧作品; 苦难似乎并未进入我们的内心, 没有转化为深切的生命体验; 即使在叙述自己的经历时, 中国知识分子也忆。现在, 网络上流行的也多半是喜剧性文本,基本上不到悲剧性叙述。许多批评家将这种现象归结为当代中国人——主要是知识分子——的精神缺陷。这是个合理但含混的判决。它没有涉及一个更根本的问题: 为什么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当代中国人缺乏悲剧精神?是由于中国文化的特性使然,还是另有缘由? 长期以来, 人们习惯于从民族文化的角度追究悲剧精神之有无。国学大师王国维曾断言: “吾国人之精神, 世间的也, 乐天的也, 故代表其精神之戏曲小说, 无往而不着此乐天之色彩。始于悲者终于欢,始于离者终于合,始于困者终于亨,非是而欲餍阅者之心难矣。”美国学者约瑟夫·W· 米克也说:“悲剧似乎是西方文明的发明。它在东方、中东、原始文化中是明显缺席的。”上述两种说法都把文明当作决定性力量,似乎悲剧属于特定的民族。然而,这类决定论思想难以经受事实的检验: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民族也孕育过悲剧作品。在对“吾国人之精神”下了定论之后,王国维本人先是在《红楼梦评论》中承认“《红楼梦》一书, 与一切喜剧相反, 彻头彻尾之悲剧也”, 而后又在《宋元戏曲史》中说“关汉卿之《窦娥冤》, 纪君祥之《赵氏孤儿》”“即列之于世界大悲剧中, 亦无愧色也。”倘若王国维要自圆其说,就必须证明《窦娥冤》、《赵氏孤儿》、《红楼梦》皆“大背于吾国人之精神”,但这显然是难以完成的任务。《窦娥冤》、《赵氏孤儿》、《红楼梦》确实受了佛教的影响,但它们所吸纳的佛教思想业已融入本土文化, 成为“吾国人之精神”的内在构成。进言之, 即便上述悲剧确是外来文化影响的结果, 下面的问题仍是不可回避的: 佛教在西汉末年就已经传入中国, 缘何过了千年之后才结出三个悲剧之果?自元到晚清, 为什么汉语文学中的悲剧仍如此稀少?要回答它们, 仅仅从民族精神、文化特质、地域文明的角度探讨是不够的, 我们必须另觅他途。在强调《窦娥冤》和《赵氏孤儿》是悲剧时,王国维曾说:“剧中虽有恶人交构其间, 而其赴汤蹈火者, 仍出于其主人翁之意志。”( 同上) 此话大有深意: 动作“出于其主人翁之意志”者, 方有可能是悲剧; 并非任何时代的任何人都能按照自己的意志行动, 悲剧的产生必有特定的社会学- 政治学- 经济学因缘。由此可见,从社会学- 政治学- 经济学的角度探讨悲剧精神之有无, 可能更切题。事实上, 这个工作早有人做了, 只是我们未注意而已。在论述戏剧体裁产生的社会学- 政治学背景时,狄德罗曾如是说: 一个民族并非同样擅长所有种类的戏剧体裁。我觉得悲剧更符合共和政体的精神; 喜剧,尤其是轻松的喜剧,比较更接近君主政体的性质。将戏剧体裁与政体联系起来,看似突兀,实则非常符合艺术发生的原理。艺术是社会- 历史的内在构成,其生、盛、衰都与特定的社会- 历史条件息息相关,故“一代有一代之文学”。并非任何社会- 历史条件都能孕育悲剧,只有当社会- 历史的运行机制开始成全个体的自由意志时,悲剧才有诞生的机缘。按照亚里士多德的说法,“悲剧是对一个严肃、完整、有一定长度的行动的模仿”。或者说,悲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