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介绍：季羡林的比较文学研究理解季羡林先生的比较文学成就,不宜满足于做流水账式的著述陈列,需要有 19至 20 世纪以来的这门学科知识谱系作参照。比较文学作为一个新兴学科,其在欧洲的孕育和诞生,和德国的东方学研究有着密切关联,尤其是德国的比较语言学和比较神话学,堪称比较文学之母胎。在比较文学教学中,人们一般只将英国学者波斯奈特()1886 年的《比较文学》一书认作是这门学科问世的标志,而忘记或者忽略了德国学者麦克斯· 缪勒(Max Mü ller,1823 — 1900)1856 年的《比较神话学》,以及他所编的一大套影响广泛而深远的《东方圣书》。西方文学研究中从民族文学、国别文学转向比较文学的大致轨迹,可通过 19 世纪中期以来的一系列突破性事件来得到历史的说明。概括地讲,有相继出现的两大学术发现,即发现“东方”与发现“原始”。其深远的意义如同自然科学方面哥白尼发现“太阳中心”和地理学方面哥伦布之发现新大陆。自亚里士多德时代以来在西方思想和学术中根深蒂固的欧洲中心主义,在这两大发现的连锁反应之下逐渐得到纠正和清算,并终于在 20 世纪后期引发了后殖民批判的思想大潮。留学德国 10 年攻读梵语文学和东方学的季羡林先生, 其在中国比较文学研究中的成就, 还原到学术史背景中可看得更加分明。麦克斯· 缪勒作为比较语言学和比较神话学的双重创始人,之所以能在比较文学这门学科问世之前,就贡献出一部破天荒的巨著《比较神话学》,引领他做出这种“比较”式研究大拓展的,就是所谓“印欧语系”文化的再发现。西欧学者们发现古代印度的梵语是同欧洲众多语言具有同源关系的古老语言,梵语的词汇表明它是这个横跨欧亚大陆的语言家系中最早分化出来的一种,对于探究各种印欧语系语言的历史演化过程,具有首屈一指的典范作用。于是,比较语言学和比较神话学研究就并驾齐驱地发展起来, 成为一时的欧洲学术新风景。当时甚至出现这样的情况: 大学中梵语教授职位明显高于希腊语和拉丁语教授。 1871 年,英国人类学之父爱德华· 泰勒(Edward ylor , 1832-1917) 发表了他的《原始文化》一书。这是西方知识界“发现原始”的标志性巨著,也是文化人类学这门学科诞生的标志。由于“原始文化”或“原始社会”在范围上要远远大于“印欧文化”, 这就给欧洲知识人“比较”的视野打开了前所未有的世界性空间。和上述两大学术发现相比,波斯奈特《比较文学》虽然更晚问世,其视野却还局限在西欧文明内部的有限比较,如英德文学比较和英法文学比较等。这样的开端,注定了比较文学研究者在后来的一个世纪里都难以挣脱西方中心的窠臼。直到 20 世纪后期,受到风起云涌的后现代主义和后殖民主义大潮洗礼,西方的比较文学家才大声疾呼要求走出欧洲中心主义,将跨文明( 特别是跨异质文明的) 的比较文学研究提上议事日程。一旦比较的视野从一般意义上的非西方大国( 印度、中国、阿拉伯和日本等)拓展开来, 真正具有厚重学术积累意义的研究, 就有待于非西方的比较文学家之贡献。季羡林先生以中国学者的身份研究印度梵语文学,他在中国学界所倡导的东方文学研究,不仅在现代学术史上先于后殖民思潮而出现,因而具有在国内接引西方后殖民主义批判之意义,而且在国际比较文学界,也是率先打通世界屋脊的阻隔,将印度与中国两个文学大国联系起来进行审视和研究。《印度文学在中国》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