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介绍：免于被支配的自由崔卫平访谈嘉宾崔卫平北京电影学院教授人并不只是温饱动物时代周报:最近出现一股被称为第三波移民潮的现象,和上世纪70年代末、90年代初期的两次移民潮不同,这次移民潮的主体是社会各界知识精英和富商阶层。你会从什么角度来看这一现象?崔卫平:那些能够移民的人,是有一定的经济条件、经济保障的。然而这并不能让他们真正挺直腰杆,按照自己的意愿去做人做事。在很大程度上,他们仍然处于某种依附关系当中。这是我们社会的某些规则或者潜规则决定的。比如一个人再能干,他要办个事情,拿个项目,也要低下头来,讨好某个人,低头哈腰,做些打点,唯恐伺候不周到,而这个某人事实上让人无法真正尊重他。对一个在人格上比自己低矮的人,要表现得比他还要低矮,这肯定是让人不舒服、不自在的。而尽管这样,他也不知道事情是否能成,他没有把握,他不得不处于某种疑神疑鬼的状态之中。“疑神疑鬼”是我们这个社会比较普遍的精神状态。也就是说,也许实际的“干涉”并没有发生,但是某种“支配”无处不在。所谓“看不见的手”,是一只无处不在的“支配”的手。就像一把悬在头上的剑,什么时候落下来,你不知道。你对自己的已有的东西也好,想要的东西也好,始终没有把握。“疑神疑鬼”就活得很累,很晦涩。谁不希望活得单纯一些,坦坦荡荡?做生意可以暂时输掉,那是自己的判断失误,这个还可以找回来;但是不要长年累月接受“胯下之辱”,拿自己的脸面让别人糟蹋,那样降低了人格,损害了尊严,这个找不回来。因此,人不仅需要免于“被干涉”,免于突然有一天拆到你的房子,免于被改造思想,他同时还需要免于被支配,免于被别人捏在手里,免于对他人诚惶诚恐。这样才谈得上有尊严。时代周报:尊严在今春以来成了一个热词,这也恰恰反衬了现实中尊严的匮乏。实际上尊严与被支配和依附关系是内在关联的。从这个角度来看,尊严的匮乏是不是体系性的?崔卫平:可以这么说。这个问题之所以被提出来,肯定是一种强烈需要。但是“尊严”也很容易被窄化。当然,一个人要有住房,要有温饱,有基本生活品,这是尊严的底线,但并不等于尊严的全部。尊严还应该包括不受支配,不屈从,不依附别人。一个人快渴死了,给他一杯水,但是在这杯水里又吐了一口唾沫,这个谁会愿意喝呢?我们社会的潜规则,对于许多人来说,就相当于这口唾沫。“喝还是不喝”,就是这个问题。我们看到许多底层人民受苦,他们处于极端匮乏当中,缺乏所需要的保障,但是你也会发现,这个社会的很多人,包括在别人看来是有地位有保障的人,甚至是高高在上的那些人,都认为自己是不自由的,是身不由己的,是“不得不”这样。近期移民潮的问题,将这个问题暴露得很突出。这些所谓社会的中坚力量,一般称之为“精英”,如果不是深感某种匮乏,他们何至于在人到中年之后背井离乡,去一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这里面反映出一些根本性的问题,反映出人并不是温饱的动物。随着物质水平的提高,人的尊严感也在增强,而这方面所提供的公共品太不足了。它必然提出了比如有关制度进一步公开化、透明化的要求,从结构上改变人与人之间的依附关系、支配性关系乃至奴役性关系。在场的匮乏与缺席的焦虑时代周报:那么,该如何更切身地理解支配与依附这么一个关系呢?有时候,我们自身对这种依附性、被支配的状态,可能是无觉察的。崔卫平:举个例子吧。我们知道很多人每天晚上要在外面吃饭,那已经不是一种享受,而是必须这样。他感到如果饭局少了,就特别不安全。他不知道别人在饭桌上说了什么,趁他不在安排了什么,其中重要的信息、重要的优惠没有给他。他没有机会表现自己,将自己的面子“给”出去。如果他不是时时刻刻在他们之中,那么就意味着随时可能被拿掉。只有成为“其中的一员”,他才能够得到保障。这里还有一个“长远”的考虑,那就是如果我不事先打好伏笔,事先联络好感情,等到我有事情求人时,那就晚了。你看,本来是写在制度上明文规定的东西,作为公共品平等地提供给所有人的东西,成了一道吃饭的人们才能够享受到的特权。我偶尔也会参加这样的饭局,说实话,觉得这样的饭局很像是一个“同志聚会”,官员们之间一开口就是“感情”之类的话,一口酒的深度体现了感情的深度,俗话说“感情深,一口闷”,这让人觉得很不自在。男人的感情是这样子表达的啊?他们本来都是官员了,有着旁人羡慕的“体面”的身份,怎么到了饭桌上依然是个“孙子”,是需要将一切都堆在脸上的人,需要将自己喝死了才算“义气”,而他本人到底想不想喝,想喝多少,不是自己能够说了算。在那种饭桌上交杯换盏的背后,你看到的大多是忧心忡忡、疑神疑鬼和人与人之间的互相利用。所以,在这个社会中,不仅老百姓感到不安全,所谓精英也感到不安全,很少有人感到自己是有保障的。时代周报:我看到报道中的一个例子:一位已经移民的身家数亿的温州商人,坦言越来越不喜欢每周有四天时间得在外应酬、打点各路官员、朋友,而向往公私分明的生活方式,把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