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介绍：年轻的时候,我曾研究过鲁迅,写过几本鲁迅研究著作,后来由于教学的需要,研究重点有所转移。重新开始研究鲁迅,则已是世纪之交,我快要退休的时候。这一方面是由于复旦大学出版社社长贺圣遂老弟的鼓动,另一方面,我也想乘此机会,在退休之后对自己的鲁迅研究工作做一个总结,并探究一些深层的问题。这样,就完成了一套八卷本《吴中杰鲁迅研究系列》,其中有评点鲁迅原著四种,研究论著和传记四种。最后一本《鲁迅的抬棺人——鲁迅后传》,是今年出版的,以纪念鲁迅诞生130周年。        上个世纪50年代,我开始研读鲁迅著作并尝试写作论文的时候,鲁迅研究是一门显学,到得世纪末重拾鲁迅研究课题之时,鲁迅已成为一些时尚人物的非难对象,真是令人有不胜今昔之感。但文人应该有自己的独立见解,学术研究不能随波逐流。问题的是非,不是由流行观念来决定,作家的价值,也不在于他在时人眼中的显晦浮沉。研究者的任务,是要探究事物本来的面貌,客观地加以评价,切忌用已被改装过的材料和情绪化的叙述来印证自己的先验理论,以迎合流行观念。我从自己的阅读心得出发,觉得过去的宣传形象和时下某些流行观念,都远离鲁迅的本来面貌,他们的观点虽然不同,但都是对着被歪曲了的鲁迅来发表宏论。特别是当我看到,一位流行作家凭着他在中学课本上读过的几篇鲁迅作品和在饭桌上听到的对于鲁迅的议论,就大胆地批判起鲁迅来,一位时尚学者无视于鲁迅对中国吃人社会的批判,反而说他是主张吃人的,并且振振有词地要他对现今***犯的行为负责,不禁使人有一种荒诞之感。        其实,真实的鲁迅与被宣传的鲁迅有着很大的差别。政治家和宣传家们常常要借助于一些有影响人物的力量来为自己所用,而在这过程之中,又难免要将他们改造得适合于自己的需要。鲁迅本来是一个独立精神极强的作家,但自从“文艺必须从属于政治”的原则确立以后,他就被说成一个“遵命文学”的创导者,垂范于文坛学界。而时下那些自以为挣脱藩篱的批评家们,则又批评鲁迅道:作家应该有独立精神,你怎么可以提倡“遵命文学”呢?——他们的批评理论,当然是正确的,然而他们的批评根据,却还是原来那个被宣传的鲁迅形象。这样,就得检验那个被宣传形象的准确性。        的确,鲁迅在《<自选集>自序》中谈到自己在五四时期所写的作品时,曾经说过,“这些也可以说,是‘遵命文学’”,但是,在《革命时代的文学》中,他又明确地说:“好的文艺作品,向来多是不受别人命令,不顾利害,自然而然地从心中流露的东西;如果先挂起一个题目,做起文章来,那又何异于八股,在文学中并无价值,更说不到能否感动人了。”这是一个明显的矛盾。要解开这个矛盾之结,还得从鲁迅本人的作品中寻找答案。于是在评点鲁迅作品时,我就特别留意这个问题。        首先,我觉得“这些也可以说,是‘遵命文学’”这句话就说得很勉强,而且紧接着就说:“不过我所遵奉的,是那时革命的前驱者的命令,也是我自己所愿意遵奉的命令,决不是皇上的圣旨,也不是金元和真的指挥刀。”这就是说,他的“遵命文学”,不是遵奉于金钱和权力,而是遵奉与自己意见相同的、自己愿意遵奉的“将令”。但为什么鲁迅要用“遵命文学”这个词呢?当我读到《<农夫>译后附记》时,我就明白了。这篇简短的译后附记,很不起眼,一向不为人所注意,但是它却透露了一个重要信息。文中说:“今年上半年‘革命文学’的创造社和‘遵命文学’的新月社,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