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介绍：虚假新闻法律规制管理论文
某刊今年第一期刊载了《读者的“消费者权益如何保护———从桂运波诉《知音》杂志说起》；在第二期又刊载了《虚假报道：侵犯读者的人格权———兼作新闻“真实性”的法律读解》引起了读者的关注。《“无特定指向”虚假新闻的法律规则》是这个讨论的继续。
本文认为，虚假新闻分为两类：一类有特定指向，侵犯新闻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另一类无特定指向，但有严重的危害性。读者桂运波诉《知音》一案出现后，人们应对无特定指向的虚假新闻是否构成侵权的问题进行理论反思。
新闻打假的呼声，在中国现当代新闻史上可谓是历久不衰。然而，回望漫漫长路，新闻打假却遭遇尴尬：面对与己“无关”的虚假新闻，广大受众虽满腔义愤，但更多的是无奈和茫然。虚假新闻就在这样一种“集体无意识”中依然得以蔓延、肆虐。
新闻打假难，难就难在虚假新闻形式的多样和权利主体的有时不明确上。从有无特定指向来看，虚假新闻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有特定指向的虚假新闻；一类是无特定指向的虚假新闻。前者在报道中有明确、真实的新闻当事人指向。后者在报道中没有指向某特定新闻当事人或其所指向的新闻当事人纯属虚假。对于前类虚假新闻，由于它往往侵犯了新闻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新闻当事人一般会主动高举打假旗帜，因此，现实中这类虚假新闻也较好地得到了遏制。而对于后一类虚假新闻，由于法律规制存在着不足，加上业界和学界关注不够，其打击力度也明显较弱，这不能不给新闻打假蒙上一层不确定因素。《知音》一案的出现，使得如何认识和规制这类虚假新闻成为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现实课题。
无特定指向：虚假新闻的擦边球战术
不断涌现的新闻侵权诉讼表明，虚假新闻不仅违背了新闻规律，同时也侵害了新闻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使新闻媒体和新闻作者有卷入新闻侵权法律纷争的可能。透过众多的案例可以看到，几乎所有涉诉的虚假新闻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它们均指向特定的新闻当事人。有的是在报道中指名道姓，以直露的方式侵害了当事人的人格权。有的则没有指名道姓，但通过特定的时空关系和人物特征的描写可分辨出其新闻指向和侵害对象。
也许是虚假新闻制造者从诸多的新闻官司中领悟到，制造有特定指向的虚假新闻存在着侵权和被起诉的极大风险，于是，无特定指向这种“有惊无险”的虚假新闻便得以纷纷出笼。《４５年前的恋人从死亡名单上走来》一文曾是前些年为许多媒体刊载的一长篇“纪实”通讯，文中讲述了黑龙江省海林市胜利乡一位叫王家政的战斗英雄与长沙姑娘许燕的生死恋情。此文颇为煽情动人。后经《黑龙江日报》记者纪秀英的调查，发现该篇“纪实”通讯纯属“纪虚”，不但许、王其人其事均属虚构，连海林市也无胜利这个乡。河南西峡县某人曾在办公室里炮制出两篇颇具现代意义的法制新闻，一是发表在１９９８年５月１３日《人民法院报》上的《我要凭票看电影》一文，说西峡县某影院在放电影时发现观众只有三人便决定退票，为此一观众诉至法院，法院判定影院单独为这位观众放一场电影。另一篇是发表在安徽一法制类刊物上的《滥用诉权案》一文，说一工人因被人错告使其经济和精神受损，转而起诉此人滥用诉权，最终法院判其胜诉并获赔偿１４００元。
以上几例皆属无特定指向的虚假新闻。该类新闻表面上言词凿凿，新闻要素一应俱全，实际上纯属虚构，这类报道的另一特征是“对事不对人”，它追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