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介绍：那些年,我参与的校园欺凌事件 24 岁的韦怡对视频中的场景再熟悉不过。 9 个十几岁的初中女孩围殴一名同龄女生。打人的女孩穿着高跟鞋, 化着浓妆, 戴着墨镜, 超出了学生的装扮。她们轮番上去扇耳光, 揪头发, 脚踹腹部。被打的女孩被踹倒, 跪在地上, 双手捂着已红肿的脸。这段视频后来被证明是发生在江西永新县的一起校园暴力事件。韦怡曾是校园暴力的亲历者,从一个被扇上百个耳光的“乡巴佬”到用烟头烫别人的“小太妹”,绝情的暴力、绝望的求助和绝命般的***, 这个受害者最终选择制定周密的报仇计划, 摇身一变为一呼百应的“大姐大”。不到两年时间,她“完美复仇”, 代价是三年内换了五所高中, 以及勉强上了一所艺术类高校。不过,在韦怡看来,最大的代价还是难以复返的青春。来自“新新人类”的威胁韦怡长着一副标准的瓜子脸, 大眼睛, 说话温婉可人。她曾是一家电视台的项目经理, 负责一个十来人的小团队。最近, 她刚刚跳槽, 到广州一家上市公司做公关。无论到哪, 同事和领导对这个“乖乖女”都关照有加。只有男友知道她的“秘密”。 1991 年,韦怡出生在湖南的一个军人家庭。从记事起,她就“寄宿”在乡下奶奶家。父亲在部队服役很少回来, 母亲在城市里工作, 每个月回来看她一次。同样住在奶奶家的堂妹, 与她年纪相仿, 性格相似, 自然成了她最好的玩伴。或许是为了弥补在农村成长的缺陷, 到了上学年龄, 父辈们将她俩送进市里最好的私立学校, 姐妹俩被分在了一个班, 每人一年学费 8 千多元。那是 1997 年。但重金难以填平城乡教育的鸿沟。她们发现, 同学们各有所长, 能歌善舞, 而她俩身无长物。更要命的是, 她们过重的乡音, 身上穿的奶奶做的大红挂绿的衣裳,都成为同学们的笑柄。“我俩成绩都很差。三年级之前,我们都不知道老师在讲什么。”韦怡说。同学们给她们很快起了外号“乡巴佬”,一叫就是六年。调皮的同学还组织公选了“班级四丑”, 全班 76 名同学匿名投票, 韦怡和妹妹高票当选。她们因此又多一个绰号。同学们有意无意地孤立她们, 但姐妹俩互相做伴,也不太在乎。“学校给我的是一个假象,我只要有妹妹,就不需要交朋友。”韦怡对《中国新闻周刊》说。韦怡也有在乎的事情。同学们在班上炫耀, 父母给班主任送了什么礼物,换来老师什么样的关照,韦怡也希望如此,便求父母送礼。“不能助长这种歪风邪气。”父亲不容置喙地回答。此后,她便很少再和父母交流学校生活。 2003 年, 韦怡考上了省重点初中。一个年级近两千人, 她每次都能考进前 50 名,最好一次排名全校第三。在成绩即一切的中学校园,这个自闭寡言的女孩成为班长兼团支书。跨入中学阶段的 90 后,很快成为一代“新新人类”。这个 1990 年代的台湾词汇在 21 世纪传入大陆后, 迅速被大陆“新新人类”刷新了内涵。他们的时尚法则是:三天两头翻新奇特的发型,和怪异乱搭的服饰。韦怡还记得, 初二时, 班里有几名“混社会”的小太妹, 喜欢穿裆及膝盖的吊裆裤, 用烟熏烫或玉米烫, 做出头发根根直立的效果。她们在课间大谈与男友***的细节, 甚至分享堕胎的痛苦。“那时都还没有是非观, 大家感到的都是新奇。”韦怡回忆说。在空地上嬉戏的乡下孩子。欺凌现象的发生主要是因为孩子们成长过程中, 没人教他们如何应对、处理孩子之间的冲突, 他们不知道该如何渲泄自己的情绪, 最终选择了暴力这种方式。图/CFP 班里的 5 个刺头儿很快和韦怡结下了梁子。韦怡是班长, 会将她们迟到、旷课以及不交作业的情况向班主任汇报。在学校, 向老师打小报告的人似乎都会受到鄙视。但最为致命的是, 班主任会在韦怡报告后让她们请家长。这对处于青春期的初中生们,意味着极刑。她们开始挑衅韦怡, 在班里大声谩骂, 或是闲聊时冷嘲热讽“管闲事的人没有好下场”,“我在外面认识人, 想什么时候打她就能打她”。那时, “打同学”似乎成为一部分同学的“潮流”。韦怡班上一个叫郭美玲的女孩常鼻青脸肿地来上课, 同学们议论, 是校外人打的。若干年后, 她改名为郭美美,并因炫富让中国红十字会饱受争议。这一年,还有一个名叫马家爵的大学生因为打牌争执,杀死自己的 4 名同学。 2004 年的一项校园暴力问卷调查显示, % 的学生曾面临校园暴力的威胁, 94% 的学生认为,在社会中自身安全不能得到保障。但韦怡没受影响。她的逻辑是: 大家都是同学, 更何况我是为了帮你进步。所以,当一个小太妹用手指着她威胁说“你以后说话给我注意点”时, 韦怡只是轻轻地“哦”了一声。她后来回忆, 那时她从没想过自己会和“校园暴力”扯上关系。第一次遭围殴距中考还有一个月左右的某天, 一位同学偷偷塞给她一个纸条: 放学不要一个人走,让你爸来接你。神经大条的韦怡并未在意。因为高考占教室,学校提前放了学。韦怡还没来得及收拾书包,那 5 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