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介绍：这不是一下子能说清楚的:说清楚

　　王友琴，女，1952年6月12日生，1982年北京大学毕业，1984年在北京大学取得硕士学位，1988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硕士院取得博士学位。现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工作。出版了《校园随想》《鲁迅和中国当代文化震动》等书。
　　我生在苏州，11岁时到了北京，不到17岁时下乡去云南，过了27岁时考上大学又到北京。常有些人问起“你是哪儿人？”第一次到北京时说是“苏州人”，在云南时说是“北京知青”，第二次到北京时说“从云南考来的”，以后该怎么回复，还没想好。
　　在幼儿园时我提前一年进了小学，没读五年级就上了六年级，读了初二就考进了高中，而且是所谓“关键中学”。于是，在13岁时被说成了“白专分子”，听说被班里文革委员会划入“四类”。然而，直到现在并未有表示“专”家身分的高级技术职称。看来，“专”这种词只有在和坏意思而不是和名利之类相联络时才轻易得到。1977年恢复高考。我考了全省第一。但因父母未平反没被录用。1979年我考了全国文科第一，进了北京大学，还被特许提前毕业。我本人似乎没有什么改变，那么肯定是环境变了。这些改变的文化含义和深浅程度，是经常使我思索的一个问题。
　　我试图不是从个人利害关系的角度来看待自己的种种经历。我知道，以往的生活即使有过波澜起伏，甚至不乏曲折之处，但总体来说却极缺乏个人意志的作用。回首往事，发觉大量的行为，全部不是出自个人的理性思索或道德追求。人被环境所左右，被动而软弱，这当然已是无法填补的过去的事了。只有当我能对这种生活作出某种富于洞察力的分析时，重述这种生活才有意义。
　　多年来我作过有关小说的研究，有关鲁迅的研究，有关妇女问题的研究和“文革”的研究。全部只是初步的尝试。全部这些，有的是出于自己的爱好，往严厉处说可能是“使命感”；有些是出于老师、xx或好友的督促；有些则是为了完成学校安排的课业。还有一个尤其的原因，也不妨说一下。我在9岁能读诗的时候也迷上了写诗，写下一薄本，并幻想未来成为诗人。年事稍长，读的书多了，以为自己大约不可能具有托尔斯泰、杰克·伦敦那样丰富的人生阅历，逐步放弃了早先的念头，对数学、物理的初步入门又使我迷上了另一个更清楚、更有条理的世界。假如没有“文革”，我会深入走入这个世界的。以后，在农村，涉世越深，想得越多，也越体会到把苦难的原因，把人心深处的阴暗的和光明的东西揭示出来，是件很苦的事。然而，从另一角度看，写作又是一件轻易的事。你无须有试验室，无须有职业条件，无须有合作者，也无须有受正规训练的机会，只要有纸和笔就能写。
　　在我的生活中难忘的人和事很多，但选不出可冠以最高形容词的是哪一个。我认为我的经历不是戏剧性的，我也不愿在想像中把它戏剧化。全部主要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