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介绍：介入式隐形采访考验式隐性采访质疑
民间曾经流传着一句半是感慨半是调侃的话：“防火防盗防记者”。而现在隐性采访的频繁使用，是否真的置记者于尴尬的角色呢？　　考验式隐性采访中，记者隐藏职业身份，经过制造假事件以达成考验采访对象的目标，考验的范围关键包含社会公德、文明风尚、职业素质等。如江苏某电视台曾经播出一档这么的调查节目，记者假扮行动不便的残疾人，有意从居民楼的4楼阳台往楼下过道扔床单，摄像机就架在离过道不远处统计来往行人的反应：有些人看见床单置之不理继续赶路，有些人则拿起床单四处寻求失主，而有些人干脆把床单塞自己包里急忙走掉。假如碰到寻求失主的路人，楼上假扮残疾人的记者就会告诉她自己腿不方便，请她把床单送上来。这种情况下多数人会试图把床单送上4楼。而电视台设计这个局的目标，是随机地考验路人是否具有助人为乐的公德心。
　　诸如这类的考验式采访属于隐性采访中的介入式采访，即记者作为当事人直接参加到事件之中，既是采访者，又是事件过程的直接参加者。①但和通常的介入式隐性采访不一样的是，考验式隐性采访完全是记者发挥主观能动性进行新闻策划的产物。媒体在整个新闻活动中的自发和自主的介入是考验式隐性采访最主要的特点。
　　考验式隐性采访假如驾驭得不好，介入的分寸和程度不适当，极有可能变异为策划新闻，成为媒体哗众取宠、吸引眼球的一个手段，频繁使用则必将遭到质疑和诟病。现在社会对考验式隐性采访关键有以下几点值得关注的质疑之处：
　　“考验”的权力
　　媒体的首要属性是社会的观察者和统计者，而在考验式隐性采访中，记者跳出了旁观者的身份，直接参加到其所策划的事件中，成为被采访对象所负担的社会角色的测试员和监督者。媒体到底有没有考验公民道德水平或职业素质的权力?
　　强调记者的采访权能否回复这一质疑呢？魏永征在其新闻法新论中表示：“记者的采访权是一个权利而不是权力。”②也就是说采访权是对付利用权力干扰采访行为的，而不意味着记者有强制性采访的权力。在考验式隐性采访中，记者并非出于迫不得已而隐藏身份，而是置自己于“考验者”的高位来俯视被采访对象，对她们进行强制性的行为测验，这实质上是对采访权的滥用。尽管新闻媒体负有舆论监督的主要使命，但它本身不是权力机构，无权进行任何自发的“考验”行为。所以，假如这种监督出现在媒体自己策划的假事件中，受到质疑也不足为奇。用不道德的欺骗手段考验她人的道德，媒体原来也理不直、气不壮。
　　“有罪推定”
　　司法意义上的“有罪推定”是指未经司法机关依法判决有罪，而对刑事诉讼过程中的被追诉人，推定其为实际犯罪人。而对媒体进行考验式隐性采访的另一大质疑，就在于其采访行为中可能存在的“有罪推定”。著名的例子是去年发生的“茶水发炎”事件：浙江电视台的记者假扮患者，用一般茶水替代尿液送给多家医院化验，以此考验医生的职业素质，结果半数以上的医院给记者开出了消炎药，由此引发了有关新闻伦理和医生职业素责问题的双重社会讨论。
　　“茶水发炎”事件中，记者预断性地认定医生的职业道德存在问题，进而采取欺骗性手段诱导医生做出不正确的诊疗。尽管“茶水发炎”事件中的记者不包括真正的诱导犯罪，但预先推定对方有过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