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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财好比政治体上的脂肪，它会使得政治体臃肿无力。” 　　卢梭的矛盾　　“一碰着金钱，你们就等着枷锁罢。钱财这个字眼乃是奴隶的字眼。”
　　对细致的读者来讲，卢梭在社会契约论(1762年)第三卷第15章发出的这番感慨显然矛盾很。这位当代民主之父曾在另一部著作论政治经济学(1755年)中坦言：“财产是政治社会的真正基础，是公民立约的真正保障。”
　　由此看来，即使卢梭对钱财并无官能上的好感，多少也不否认财产之于当代政治的基础性作用。然而倘若财产属于必须之恶，何须又要以“奴隶的字眼”(mot d’esclave)这类刻薄之词加以诟病呢?单以社会契约论成书在论政治经济学以后为因，似乎又显得单薄，因为1765年付梓的另一部作品科西嘉制宪拟议中，让・雅克阁下已经赤裸裸地开骂了：“我认为钱财好比政治体上的脂肪，它会使得政治体臃肿无力。”
　　在“奴隶的字眼”一句中，卢梭用于指代钱财的词乃是“La finance”。“Finance”者人所共知，可指金融，亦可指基于金融活动形成的当代财政制度。从这个角度了解，卢梭可能确实不反私人财产，但一定反对将财产问题上升为公共事务的财政的存在。在她看来，财政问题不在民主之内，甚至于本质上对民主是一个威胁，因为财政将造就存在于国民范围内、却不享受真实公民权利的“第二种人”――奴隶。
　　根据卢梭的见解，在一个民主国家里只应该有简单的、完全朴素的关系，而不应该存在能够自我增殖的财富，和随之而来的贫富分化。这种论断当然饱含着卢梭式的、朝着田园诗般“原初状态”逃逸的消极性，但它足以验证一个状态――早在当代国家形成并站稳脚跟之前，有识之士便意识到了以金融为代表的“商”和以国家为代表的“官”之间可能存在无法化解的冲突。
　　“官”、“商”之争，自古以来即不稀见。柏拉图的理想国里，禀赋不高、欲求不满者可去做工、从商，为城邦提供生活资料；精于作战、兴趣荣誉者成为第二阶层，执干戈以卫社稷；智慧和心性优于常人者(哲学家)方可掌权为王。“当生意人，辅助者和护国者这三种人在国家里各做各的事而不相互干扰时，便有了正义，从而也就使国家成为正义的国家了。”(理想国434C)
　　反过来说，“假如一个人天生是一个手艺人或一个生意人，不过因为有财富，或能够控制选举，或身强力壮，或有其它这类的有利条件而又受到蛊惑怂恿，企图爬上军人等级；或一个军人企图爬上她们不配的立法者和护国者等级；或这几个人相互交换工具和地位；或一个人同时实施全部这些职务。我看你也会以为这种交换和干涉意味着国家的毁灭吧。”(434B)足见僭越乃是大罪。
　　不过，先哲实在是睿智之人，深知理想国可遇而不可求，故对于这一阶段生意人和护国者的关系，最少在表面上不像18世纪的卢梭那样嫉之如仇。
　　技术理性的僭越
　　以启蒙运动为界，16～19世纪，欧洲思想运动的中心区域发生了深刻的流转，并快速辐射到世界其它地域。根据维柯和孔德的说法，最初的改变是以基于理性的形而上学替代16世纪之前的大公教神学，随即形而上学又被基于自然论哲学的人本一道德学说所替代。卢梭大骂“钱财是奴隶的字眼”，便是“美德”的激情驱使的结果；进入19世纪，人本一道德学领域渐趋式微，经济学成为思想运动的最终和唯一关键。
　　因此，18世纪不可能有马克思，19世纪却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