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介绍：重写文学史历史视野中的“重写文学史”
时间：2021年10月28日晚访谈，12月8日定稿　　地点：北京西苑饭店　　人物：王晓明(上海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杨庆祥(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生)
　　80年代语境中的“重写文学史”
　　杨庆祥：王老师您好，我的博士论文做的是80年代“重写文学史”思潮研究，在我的论文中，“重写文学史思潮”不但仅是你和陈思和老师在1988年提出的“重写文学史”的口号和专栏，而是包含80年代初的历史重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提出在内的整个80年代的“重写”事件，您是这一历史事件最主要的参加者之一，因此就这个机会想和您聊聊，请教部分相关问题。
　　王晓明：你看了哪些相关的材料?假如你把“重写文学史”了解为一个“事件”，一个问题就是，这个“事件”的主体是谁?
　　杨庆祥：材料看了不少，关键是上海文论的“重写文学史”专栏的全部文章，你和陈思和老师的全部著作，和这些年来讨论“重写文学史”的相关著作和论文。
　　你提到的“事件”主体，在我看来，首先它是部分详细的个人，比如说“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是陈平原、黄子平、钱理群三人，“重写文学史”有你和陈思和。但另外首先，我不想仅仅局限于这些个人，实际上它是一代学人对这么一个事件的参加，大部分是出生于50年代左右的学人，除了钱理群老师年纪大一点外。我以为你们这一代人的知识型构，你们的部分身体的体验，可能全部会组成你们对“重写文学史”这一事件的态度，我以为这个很主要。当然，即使是作为一个“事件”来研究，不过我在我论文的“结语”和“序言”里面，全部会把它作部分理论上的提升。就是说这是一代知识分子的参加历史的方法之一，不过是详细表现在“重写文学史”这一个案上面。
　　王晓明：其实仿佛还不止是一代人，也包含上一代的老先生，我们背后全部是有老先生在后面支持的。
　　杨庆祥：对，这些老先生我全部会包括到，尤其是你们这一代和这些老先生们这一代之间的异和同，是我处理的一个主要的问题，比如说北京严家炎、唐�、王瑶等和钱理群她们在很大程度上是不一样的，有很多差异。但上海这方面材料我知道得极少，而且你们在文章里面提得不是很多。
　　王晓明：“重写文学史”不光对我们当初全部参与的人――陈思和和我只是主持一个栏目――对全部参与的人来说，全部是以当初广泛的讨论为基础的，但这种广泛的讨论大部分全部没有形成一个文字性的东西。其实就跟人文精神的讨论一样，有大量的私下的讨论。我记得我最早听到钱理群她们说要搞“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是1983年，我在一个文章里面提到在北大未名湖钱理群向我讲述她们的构思，你看过没有?
　　杨庆祥：看过，钱老师跟你讲那个事情。
　　王晓明：我知道她们有这个明确的想法最早是那个时候。以后她们三个人写出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文章还是在两年以后。
　　杨庆祥：对，1985年。
　　王晓明：当初全部参与讨论的人全部没有把这个事情仅仅看作是一个文学的事情。这牵涉到当初的中国当代文学的特色，我们全部这些人会去做当代文学研究，大约有很大一部分人是读了鲁迅，还有部分人可能会喜爱部分当代的作家，不过关键的是鲁迅，鲁迅的书所内含的那种关心和介入现实的精神气质，对我们影响很大。
　　杨庆祥：这里就包括到一个“五四观”问题，你的“五四观”是什么样子的?这个问题很大，你能够谈小一点。
　　王晓明：我们当初的“五四”观念，差不多是共通的，一个见解就是说当代中国走了一条和“五四”传统不一样的路。“五四”新文化运动是向西方学****然后抗日战争起来了，打断了这个国家当代化的道路，一路走到了“文革”。现在反过来了，“文革”失败了，又重新回到“五四”：我以为这是80年代大多数人的共识。因此钱理群等人提出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其实是有一个对于当代性的、当代化的正面的见解，就是说中国要当代化，文学也要当代化。杨庆祥：我以为我们现在讨论的“五四”，实际上是80年代建构起来的“五四”。你们对“五四”的建构实际上是和你们对“文革”的态度是有着亲密联络的。
　　王晓明：对，就是你怎么了解“文革”的问题。“文革”对我们来说，是从“延安整风”，“延安讲话”一途经来的。因此那个时候我们把它看作是一个跟“五四”不一样的东西。今天对“文革”的见解要比那个时候进步很多了，而这个进展的转折点，关键是因为多个事件，一是1989年，一是“苏东”解体，一个是1992年的市场经济改革。因为这些事情，我在90年代以后的想法，跟80年代不一样了，是不一样的两种世界观。80年代的世界观就是认为中国应该以前当代向当代转变。
　　杨庆祥：向英美学****br/>　　王晓明：当初倒没想过仅只是学英美，关键是怎样学当代化。现在看来，80年代大致能够分为前后两期，前期就是从1979年开始到1982年，那几年基础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