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介绍：传说时代的专门性文献资料十分少,只有《尚书· 尧典》《舜典》《皋陶谟》《益谟》《史记· 五帝本纪》《世本》, 《大戴礼记·帝系》《五帝德》等书篇。其他零星的史料也只是见于战国秦汉的文献之中,如《左传》《国语》《论语》《孟子》《庄子》《韩非子》《礼记·礼运》《易·系辞》《吕氏春秋》《淮南子》等书篇。。如山东临沂银雀山一号西汉稀罕墓,出土《孙子兵法》十三篇,又出土《孙膑兵法》十六篇的残简,可证实《孙子兵法》与《孙膑兵法》都是存在的,传世的《孙子兵法》不为,在银雀山西汉墓葬中出土的《晏子》《太公》及《蔚缭子》不伪。利用出土文字及其上古汉语语法及其特殊虚词来判断古书的年代问题。例如,从西周春秋时期金文资料可知,利用这种特点可以断定《尚书》中的《商书》诸篇最后的写成年代是在春秋时期,时代不可能太早。史料学是历史学的辅助学科,是研究史料的源流价值和利用方法的学科,目的是从事史料的搜集、核勘、考证及其编纂,主要工作是史料的整理与鉴别,其以不同的价值、内容、学科性质、年代为标准。史料学是有关历史资料研究的学问,其史料内容的不同可分为四个方面:一、传世古文献史料。如十三经、二十五史、历史档案、地方史资料。二、出土的文字资料。甲骨文、金文、简牍帛书文字、敦煌遗书等。三、考古文物等实物史料。如,古器物、古建筑、古迹遗址等。四、口碑史料。口碑史料又称口传史料,民间流传的历史传说、史诗。战国秦汉时期有关夏商周以及黄帝尧舜的传说史料十分多,实际上这是一种口碑史料,具有很高价值的史料,但需认真鉴别。先秦秦汉时期史料学演变趋势:一、商代以前是以考古资料为主,古文献资料为辅。因为此时考古资料多,而且多为实物,可谓是第一手资料。而古文献资料则是后代根据传说时代记录下来的。历经千年传袭,难免丧失原味,应谨慎利用。二、西周春秋时期是以古文字资料( 金文) 为主的考古资料与古文献资料平分秋色的时代。有学者将古文字资料从考古资料中独立出来,考古资料、古文字资料、古文献资料三足鼎立的局面,或有学者将其称为考古资料与古文献资料的拉锯战时期,然而两者都应注意,不能偏废。三、战国秦汉以来,以古文献资料为主,考古出土的文物资料为辅。今天的史料又有了新领域音像资料、胶片、磁带光盘等新型的知识载体亦是将来宝贵的史料。二重证据法提出背景。一是针对当时的疑古思潮。疑古源于宋代,清代时期的政治形势,以及前朝理学影响,使得学者重考据,因而生质疑,于是清代古书辨伪风气日盛。三十年代达到高潮。梁启超、胡适、顾颉刚甚至提出“东周以上无信史”的观点。二、清末大量新史料的发现。1、1899 年甲骨文的发现建立甲骨学,按,孔子感叹“殷礼不足征”2、敦煌艺术的发现建立敦煌学,按,宋儒看不到的围巾隋唐时的古书抄本 3、汉晋简牍的发现 4、内阁大库档案的发现。王国维对此深有体会到,古来所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现。有赵宋古器出,而后有宋以来的古器物古文字之学。然《尚书》独载尧以来, 而百家言黄帝, 其文不雅驯, 荐绅先生难言之。《史记· 五帝本纪赞》典雅纯正﹔文雅不俗。继王国维“二重证据法”之后,陈寅恪在其基础上提出了“三重证据法”,即在其《王静安先生遗书序》里所讲: “一曰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异文互相释证,二曰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三曰取外来之观念与国有之材料互相参证”王晖在此基础上,将史学的研究方法概括为“一论三史料”,一论即史学理论与方法,三史料,一是地下出土文物文字及考古资料,二是古文献资料,三是外文中的有关史料(尤其是唐宋以来)。就先秦史而言,一论则是文化人类学与社会人类学,三种史料:一是古文献史料,二是地下出土的文物考古及古文字资料,三是中外民族学资料。据此在文化人类学、社会人类学的基础上,提供视野更为广阔的理论模式和参照系统,对历史的解释更为合理。两千年来,政治的需要形成独尊儒术的学风,于是经学的研究始终是学术热点。我国史学研究经历“信古-疑古-释古”的历史。此种说法为冯友兰与 1935 年提出。疑古学派产生的原因:一西方研究方法的引入,学术研究需要有怀疑的精神,封建时代的信古派没有怀疑精神。而是清代古书辨伪派的直接经验极其成果,如崔述。其学说表现为顾颉刚所谓的“层垒的造成中国古史观”,否定了以“三皇五帝”为中心的古史系统。傅斯年认为应该把古史传说材料当作“间接材料”,把地下出土的文字材料当作直接材料。以直接材料去更正间接材料,一旦得到可信的材料,自然拿其做间接史料。钱穆批评顾颉刚的古史观为“极端之怀疑论”,他认为“各民族最先历史无不从追记而来,故其中断难脱离传说与神话部分,若严格排斥传说,则古史无从说起” 20 世纪 70 年代西汉马王堆三号墓帛书本出土, 90 年底啊战国中期偏晚期的《郭店楚墓竹简》,1972 年山东临沂银雀山西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