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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这是莫言写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一篇文章，今天读来，仍然振聋发聩。也可见，近二十年过去了，我们的教育尤其是语文教育并无实质改变。背后的原因，值得探讨。 
    前年，由北京的几家报刊牵头，发起了一场对现行语文教育的声讨。说“声讨”似乎激烈了点，那就改成“讨论”吧。这场讨论，激起了很大的反响。许多义愤填膺的文章见诸报端，据说已经引起有关部门的注意。
    我是一个没有受过完整学校教育的人。“文化大革命”时，因为家庭出身中农，小学还没毕业就被赶出了校门。后来到了部队，发表了一些文学作品后，才考进一所艺术院校学****我没有进过中学课堂，对现在的中学语文教育，基本上不了解。我有一个正在读中学的女儿，她经常来问我一些语文方面的问题。她可能以为当了作家的父亲解答几个中学语文方面的问题不成问题，但面对着她的问题，我从来没给过她一个肯定的回答。我总是含含糊糊地谈谈我的看法，然后要她去问老师并且一定要以老师的说法为准。我的不自信是因为我没按部就班地念中学，骨子里深藏着自卑。但读了那些受过完整教育、甚至正在教语文的人写的文章，才知道他们的境遇与我差不多，心里多多少少地得了一点安慰。
    认真地读了那些讨论文章，又粗粗地翻看了女儿的语文课本，我感到，我们现在的语文教育，从教材的选定到教学的目的，已经形成了一个相当完整、自满自足的体系，要彻底改变是不可能的。有的文章，对我们几十年基本不变的教材提出批评，其实，教材仅仅是教育目的的产物，也就是说，有什么样的教育目的，就有什么样的教材。
“文化大革命”前，我们的教育目的是要培养“又红又专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文化大革命”后，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和发展，换了一些提法，但骨子里还是老一套。而教育目的，不是几个编审教材的书生能够决定的。我看到了那个编教材的人吞吞吐吐地发言，知道他们有难言之隐。正因为国家的教育目的带有如此强烈的政治色彩，带有如此鲜明的阶级性，所以，也就只能编出这样的教材。就是这样的教材，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还给彻底否定了，因为它还不够“红”，还不够“无产阶级”，那就只学《毛主席语录》。我在小学学****五年，有两年就是把一本大开本的《毛主席语录》当做语文教材。“文革”结束后，又把“文革”前的教材当成了好东西，几乎全盘恢复。其实，“文化大革命”并不是突然发生的，而是建国以来所犯错误长期积累后的必然爆发。“文革”前所犯的错误，在我们的语文教材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文革”后，共产党在不断地纠正“文革”前的错误，但我们的语文教材却没有跟着变化。于是也就出现了被许多人猛烈抨击的现象：在不提阶级斗争多少年后，我们的语文教材中还有那么多“革命”文章。文学界早就对统治了中国散文界几十年的那种类型化散文提出了强烈的批评，这些虚假成性的文章早就没人要读，但我们的教材还把它们当成光辉的范文，硬逼着老师升虚火，强抒“无产阶级”之情，硬逼着九十年代的学生，去摹仿他们那种假大空的文体。也许，这些文章的作者，在写这些文章时，抒发的确是他们当时的真实感情，但这些人现在活着的也不写这样的文章了。他们自己现在也未必承认，那些被选进了教材、教育了几代中国人的文章，就是他们最好的文章。他们未必不对当年自己在
“左”的思想指导下的创作进行反思。他们现在的创作也是充满了“人情味”、充满了“不健康的情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