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介绍：张曙光：诗是少数优秀人的事情
吴投文 一九六八年生，湖南郴州人。文学博士。现为湖南科技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兼职中国新文学学会理事、湖南省作家协会理事等。出版有学术专著《沈从文的生命诗学》，发表论文与评论百余篇，多篇被《中国社会科学文摘》、人大复印资料《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等学术期刊全文转载。另发表诗歌三百余首，出版有诗集《土地的家谱》等，有诗歌入选多种诗歌选本。
张曙光 一九五六年生于黑龙江省望奎县。诗人、翻译家。现为黑龙江大学文学院教授。著有诗集《小丑的花格外衣》、《午后的降雪》、《张曙光诗歌》、《闹鬼的房子》等，译诗集《神曲》、《切?米沃什诗选》，评论随笔集《堂?吉诃德的幽灵》等。曾获首届刘丽安诗歌奖、“诗歌与人”诗人奖及“诗建设”主奖。部分作品被译成英、西、德、日、荷兰等多种语言。
吴投文：上世纪八十年代前期，朦胧诗是诗坛的一股热潮，很多诗人都谈到过朦胧诗对自己创作的影响，请问朦胧诗对你当时的创作产生过影响没有？
张曙光：八十年代的确是一个很重要的时期，无论对我个人还是整个社会。那时西方现代派文学开始进入中国，我接触到了卡夫卡、艾略特、叶芝、萨特、加缪和博尔赫斯等人的作品，我的阅读兴趣差不多全部转移到这上面来。读朦胧诗要在这之前，应该是一九七九年左右，当时读得也很有限。有一次我去哈师大，见到一位叫魏宇光的写诗的朋友，他送给我几本邮购到的油印的《今天》，那可能算是最早的民刊了，上面就有北岛等人的诗。记得我们站在校园里交谈，一边翻看上面的诗，这些诗让我眼睛一亮。对于国内创作而言，这在当时算是一种全新的诗歌。但朦胧诗只是带给我一种启示，就是诗歌应该打破既有的格局，对我的写作直接的影响并不大，因为我的兴趣很快转移到西方现代作品上了。
吴投文：九十年代诗歌经历了深刻的蜕变，很多诗人下海了，能留下来很不容易。相对于八十年代，诗坛显得平静多了。你当时有些什么想法呢？
张曙光：如果有可能，我也会做出选择吧，但最终没有离开的原因无非是除了写诗做不了别的，或者是觉得下海不比写诗更有意思。一些年后，我和一位年轻朋友张伟栋聊天，我说如果你恨谁，就劝他写诗。过了几年，一次见面时他突然笑了起来，说，我想起了你的那句话，还真对。写诗真是太难了。其实我的话对他只说了一半，另一半是，如果你喜欢谁，就劝他写诗。不是这样的话我早就该劝他放弃了。诗既难，又富于挑战性，世界上大约找不到多少比写诗更具挑战性的行当了。要想写好诗，由不得你不沉下来。这是选择也是限定，最初当你决定写诗时就已经注定你要这样走下去了。
吴投文：通过我对你诗歌的阅读和其他方面的了解，觉得你的个性沉静内敛，从不张扬自己的诗歌，我也算见多了太多诗人的狂妄，做到你这一点的诗人是并不多的。我想，你以一种非常谦逊的姿态写作，恰恰也代表了诗歌纯正精神的一个方面。因为研究和教学的需要，我平常也读一些汉学家的著作，最主要的还是欣赏他们的研究方法和跨文化视野，但学术界似乎太迷信汉学家了，有的甚至到了唯汉学家马首是瞻的地步，这就陷入了误区。我也注意到，一些诗人似乎失去了自我，刻意去结交汉学家和国外尤其是西方国家的诗人，似乎如此就介入了国际诗坛。当然，中国确实也有一些诗人以自己的创作实力在世界上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影响，不在此列。你怎样看待这种现象？请谈谈。
张曙光：确实也有一些很优秀的诗人在国外产生了影响，这是好事。但出出国被介绍出去并不等于真的进入国际诗坛。国际诗坛是一个怎样的存在？又在哪里呢？虚幻得很。中国诗歌存在很多问题，最大的问题就是浮躁和浮夸，最终可能使一切都成为浮云。说到汉学家，本来就是中国诗歌的研究者，和你我没有什么不同，他们的优势是像你说的研究方法和跨文化视野（这一点现在一些中国学人也能做到），也有劣势，即语言和文化的隔膜使他们无法透过语言和文化表层深入理解作品的神髓和独特品质，而更多局限于某些观念或意识形态上。好的批评应该是建立在审美基础上，有时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但我们没有必要去指责别人，还是努力把自己的事情做好吧。
吴投文：是啊。这些汉学家的角色有点错位了。不过，他们的介入还是带动了中国诗歌的传播。尤其是到了新世纪，传播的渠道更加多元化了，国际性的诗歌交流不可避免，一个关键是我们自己要有文化自信，不能用汉学家的视野完全取代了我们自己的视野，也不能在全球化的过程中忘记眷顾我们自己的传统。新世纪的文化情境变得更加复杂了，诗歌的境遇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一些诗人的创作切入了这个时代的变化，在顺应中改变了自己和丰富了自己，当然也有的变得更加贫乏了。请谈谈你在新世纪写作的一些具体情形。
张曙光：我同意你的看法。全球化是一种趋势，我们一方面要尽可能地吸收异质文化中好的东西，另一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