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介绍：社会学方法论研究一社会学的多重解释与预测问题
林彬
在即将迈入21世纪之际，不同文化（包括跨民族、跨国家、跨学 科、跨领域）之间的对话在各个层次上广泛展开，这些对话既对社会 学方法论提出了挑战，也提供了许多启示，使社会学家能够在更宽广 的视野中重新审视作为众多知识之一的社会学知识的功能及其方法 论问题，以便对本学科有更清醒、更谨慎的文化自觉。本文通过近期 国外学者与自然科学、人文科学方法论的对话来探讨不同学科、不同 知识领域间的沟通与融合。
一、 关于社会学的解释与预测功能的讨论
与自然科学相比，社会科学通常被认为是“软”科学，其理由是 社会科学的解释不精确、无法预测现象的发生与变化（例如，经济学 的解释模型只能一般地说明影响经济危机的主要因素，而无法准确预 测何时爆发经济危机）。同时，社会科学的各个学科也依据自然科学 的实证标准被划分为不同的“科学”等级，其中，经济学的“科学化”程 度最高，社会学和政治学次之，历史学和人类学的“科学”等级较低。 上述划分的标准主要根据因果解释的形式化和定量化，以及预测的准 确度。对于“科学”的标准，社会科学家一直存在着不同的观点，而90
年代的社会变迁又引发了新一轮的争论。
90年代初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体制的突然解体使西方社会科学家 感到震惊，政治家和公众也普遍指责经济学家、社会学家、政治学家 对这一突变事先未能作出预测。面对这些指责，美国社会学家进行了 几次研讨，在讨论中他们对于社会科学的预测功能提出了不同的观 点：（1） “社会科学不成熟”论。有的社会学家站在唯科学论的立场为 自己的学科辩解。他们认为，自然科学是经过长期的发展才达到目前 的预测水平，但即使在当代，自然科学家还不能对某些自然现象作出 准确的预测（如地震学、气象学）。而社会科学的发展历史更短，它 正处于从不成熟到成熟的发展过程中。（2） “社会现象难以测量”论。 有的社会学家以80年代在东欧的调查经验为例说明，由于测量不准 确，因此社会现象比自然现象更难预测。他们指出，依据社会学的“革 命”理论，“群众的不满程度”是预测革命是否会爆发的有效指标，但 在东欧的调查中，由于许多被调查者不敢如实回答问题，使这一指标 很难准确测量。（3） “数学模型的预测误差难以避免”论。柯林斯在80 年代根据社会经济、地缘政治等因素和俄国历史上历次革命（或农民 起义），建立了一个“革命爆发”的回归模型，并以此对苏联的革命作 出了中期预测，但他指出，依据这一模型作出的预测不可避免地有 10—50年的误差。[1]
上述观点都是以实证科学方法论为依据从不同角度对社会预测的 不准确所做的辩解。还有一些社会学家则依据反实证主义方法论的观 点怀疑或否定社会学的预测功能，他们强调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本
质区别，认为社会学的主要功能是理解、释义（阐释意义）、描述、 反思，而不是（因果）解释和预测。
社会学知识能否对社会现象作出准确的解释和预测？采用何种方 法才能得到更有效的解释？社会科学为什么无法精确预测社会事 件？这些方法论问题不能在实证科学或人文科学的现有框架内得到 满意的解答，也不能停留在重复以往的争论中，当前的问题是需要打 破各类学科的传统对立和分离，以一种更开放的科学观和知识理论来 探讨方法论问题，这样才能取得学术上和实践上的新进展。
二、知识与解释的类型
80年代以来关于科学的解释与预测问题的方法论讨论已进入到 后实证主义科学观的领域，后实证主义对科学知识的认识有两个主要 发展，一是认识到科学知识是通过特定的理论预设和研究范式而得到 的，因此必然与社会、历史、语言、文化等因素有密切联系（如奎因 的“语言哲学”和库恩的“范式理论”）。二是将科学研究的对象划分为 不同的领域（波普和哈贝马斯都分别划分出“三个世界”），并认识到 每一领域的知识有不同的特点和检验标准；例如，波普认为，在自然 科学中可以作出长期预测，而社会科学则只能作有限的短期预测。[2] 这种新科学观的特点是把科学的界限扩大到社会科学和某些人文学 科的领域，而不再局限于自然科学。
知识理论的进展也表明，不存在一种普遍的或单一形式的科学知
识，由它可以对各种现象作出有效的解释；福柯从知识史的角度、戴 维逊从科学哲学的角度对此进行了论证。他们指出，知识是分为多种 类型的，因此解释也有多种类型。依据福柯的“知识考古学”，知识的 划分有其历史性；首先是实践话语与专业知识的分化，即随着社会分 工的发展，在一些实践领域中逐渐形成了专业化的学科，它们有自己 的研究对象、专业术语和论证体系。其次是根据知识的话语形式，在 专业话语中划分出不同类型的学科，如哲学、神学、科学三大类，在 科学中又区分出实证科学与非实证科学（如生物学与临床医学）、形 式化学科与非形式化学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