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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韩非“法治”思想在现代管理中的应用
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因此，今天我们追源溯流，寻找法家思想的智慧滥觞并探索它在现代管理中的运用和借鉴，同时，对法家思想在现代管理中的历史局限作出大胆扬弃，借古鉴今，显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法家源流及韩非
法家是战国时期的重要流派，它以主张为特征。关于法家的形成，国内学者比较一致的意见是：法家的先驱可以追溯到春秋时期的管仲、子产，其早期代表为战国中期的李悝、商鞅、申不害和慎到，而战国末期的韩非则是先秦法家理论的集大成者[1]。
法家的代表人物在当时都是一批锐志改革且卓有成效的政治家。作为法家先驱的管仲（。～645bc）成就最为突出。他治齐40年，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对外“尊王攘夷”，对内承认土地私有，发展工、商、渔、盐、冶、铁;举贤任能，寓兵于民，对人才、兵役、官吏等制度进行全面改革，收到了富国强兵的奇效，从而使齐国“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成为春秋第一个霸王[2]。
法家的早期代表人物有。子产（约582bc～522bc）于春秋时期在郑国执政26年，作丘赋，铸刑书，将刑法条方铸于鼎，公布于众，择贤用能，使郑国在晋楚争霸中获得生存与发展。李悝（约455bc～395bc）在战国初任文侯相，主持变法，通过“尽地力之教”，实行“平籴”政策，其主张“行之魏，国以富强”，又集诸国刑典编成我国第一部比较完整的法典《法经》。商鞅受之以相秦，秦汉以后直至唐朝的刑律大多祖述于《法经》。商鞅（约390bc～338bc），是众所周知的改革家，他入秦变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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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权衡，正度量，调轻重，决裂阡陌，教民耕战”，“燔诗书而明法令”，主张轻罪罚，同时取消分封制和世袭制，建立郡县制，加强中央集权，为秦王朝统一奠定基础。申不害（约385bc～337bc），为韩昭侯相，主张法治，尤重“术”，要求君主经常监督臣下，考核其是否称职，予以奖惩，使能尽忠守职。他相韩15年，“内修政教，外应诸侯”，使“国治兵强，无侵韩者”。慎到（约350bc～275bc）是法家的理论家，他曾在齐国的稷下学宫讲学。《荀子非十二子》称他“尚法而无法，下修而好作”，“言成文典，反察之”。主张“为人君者不多听，据法倚教以观得失”。他还提出势治”，要君主持权位之势而行法[1]。
韩非（约280bc～233bc）是先秦学说的集大成者。他总结前人法治理论和经验，系统地提出了以名责刑，以法为本，以术治下的刑名法术之学以及以法”为中心，法”、术”、势”三者合一的君主统治术。他主张加强君主集权，剪除私门势力，选拨法术之士”，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禁止私学，励行赏罚，奖励耕战，谋求国家富强。《史记》称他的学说本于黄老而主刑名”，他以法家思想为基础，吸收道、儒、墨各家思想，将先秦的法治思想加以系统化。韩非的学说为秦始皇所赞赏，成为秦统一天下的理论基础[3]。
2韩非的法治”思想在现代管理中的运用和借鉴早期法家大致分为三派：商鞅重法”，申不害重术”，慎到重势”。韩非集早期法家之大成，主张三者相结合从而系统地发展了法家的法治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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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韩非法”、术”、势”中对现代管理，尤其是现代企业管理最具有借鉴意义的是韩非的法”的思想理论。韩非说：法者，编著之图藉，设立于官府，而布之于百姓者也。”商鞅认为法令者，民之命也，为治之本也。”（《商君书·定分》）他主张不贵义而贵法”，刑无等级”（《赏刑》）。韩非也强调法不阿贵”，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有度》）。这是对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的宗法制度的否定。法的主要内容是赏罚”，韩非称之为二柄”，意即国君的两个权柄。二柄者，刑德是也”，杀戮之谓刑，庆赏之谓德。”韩非子法治”思想直接后果是导致富国强兵，中央集权加强，使秦综合国力跃居战国诸霸之首，而最终完成统一大业。同时他的法治”思想在当今的经营管理和商战谋略同样具有指导性的作用和极强的杀伤力。法治”思想，我们现把它归纳为四个方面来论述：依法管理、法不阿贵、厚赏重罚、赏誉同轨。同时看看经营管理者在现实商战中如何灵活运用法家谋略思想。
，宪令著于官府，刑罚必于民心，赏存乎慎法，而罚加乎奸令者也[4]。
【文意】法，明确地著录在官府中，刑罚制度一定要贯彻到民众的思想意识中去，奖赏只给予谨守法令的人，而刑罚施加于触犯禁令的人。
【商战例析】法，是管理的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