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介绍：朱普乐：村落里的三先生
朱普乐：村落里的三先生
痛先生
年长者喊她痛姑娘，小孩子喊她痛奶奶，更多人则是喊她痛先生——在我们黄田，不光将男人称作先生，女人亦然，只要她有文化。什么名字不好起，为什么起个“痛”？真怪。也不
日复一日，痛先生不当会计了，不当记账员了，也不再有人请她办“暑期班”了。村子里办起初级社，又办起高级社。田地归集体了，人们在农业社干活，凭工分吃饭。痛先生没有劳力，又是小脚，不能下田干活，自然拿不到工分。只能偶尔在农忙托儿所带带孩子，或者晒稻的时候坐在边上看看稻子赶赶鸡。痛先生的日子过得越来越拮据了。
这时候，她却学会打草鞋，而且打得很好看、很结实。她把打好的草鞋拿到板桥头小店，找到小店老板说：“四老板，我把草鞋挂在你店门口卖，中不中？”
四老板说：“中，中！”
“一双草鞋卖八分钱，二分归你。”
“哎呀，痛先生呀，我怎么会要你的钱呢？你也是针头上削铁呀。”
“那不中，不中。”
“怎么不中？钱好还是人好？就算我方便你一点，还不是应该的？”四老板也是个好人。可惜后来遭批斗，他胆子太小，上吊***了。
那年月，农村中草鞋需求量很大。不但兴山的人需要，种田的人需要，肩挑背驮走乡串村的人需要，就连我们学生也需要——进城上学，放假回家，行程几十里，多半是穿草鞋的。球鞋力士鞋非常罕见，一般人是买不起的，皮鞋更是见所未见。唯一经常穿的是自家做的布鞋，那是不能穿了走远路的。走上几十里，鞋底磨掉一层，岂不心疼！不过我们学生穿草鞋可不是赤脚穿，而是套上一双补丁垒补丁的粗纱袜子，以免磨破脚。一双草鞋可以从黄田走到泾县城，七十里路。走到五里岗——快要进城了，把草鞋脱下来左看看右看看：“嗯，这双草鞋真经穿，还没破。”穿草鞋行路还有个好处：雨雪天不滑。有一年放寒假，我跟随高年级同学回家，头戴草帽，脚穿草鞋，身上披一领床单，顶着鹅毛大雪，天濛濛亮登程，一刻不停地走（不能停，停下来脚容易冻伤），赶到家天快黑了。高兴的是，七十里路一跤未摔。大人说，全仗了这双草鞋。
到了１９５８年，黄田村和全国各地一样，经历了前所未有的折腾：大跃进，超英赶美，大办人民公社，大办钢铁，大办食堂，吃饭不要钱，一天等于二十年，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公社是棵常青藤，社员都是向阳花”。“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那时候的歌就是这么唱的。痛先生也上了这座“桥梁”，也成了“向阳花”。派给她的任务是打草鞋——一天十双，完不成就要尅扣饭票。不是说进入共产主义，吃饭不要钱了吗？怎么还用饭票？原来，吃饭不要钱的“共产主义”只过了极短日子，很快就缺粮了，闹饥荒了。这饥荒一闹就是三年，全国老百姓饿死数千万人。食堂不准解散，稀饭越来越稀。每人每天半斤——四两——二两，直至断炊。
痛先生经常完不成十双草鞋的任务，因此经常被尅扣饭票。痛先生瘦得脱了形，眼睛大得怕人，像一具僵尸。
终于有一天，管事的说：“痛先生好几天没有交草鞋了。”食堂炊事员说：“痛先生好几天没来打粥了。”于是觉得应当去看看。
正门落了闩，***也落了闩。托开门进去，房门也落了闩。
喊了几声无人应。越窗而入，床上的夏布蚊帐是落下的。再喊，还是无人应。
掀开蚊帐，痛先生仰卧在床上。一摸，冰凉！
痛先生“走”了，真的上天堂了。“走”得倒也安详。她身着一件士林蓝旗袍，外罩一领紫红缎马夹。虽然都是旧的，倒也清淡典雅。头光面光，清爽整洁。瘦削的两颊干红干红的，像是涂了一抹劣质红彩。
梳妆台上一只小碗，碗底一点点“洋红”粉，泡过的，干涸了，碗壁上漾起淡淡的红晕。六仙桌上的杂物仿佛整理过，一点不乱。一只小小的瓦缽里装了一些像是泥土、又像是“焦屑”的东西；还有一只十分精巧的小银勺。
那是“观音土”——饥荒年间，人们用来充饥的一种泥巴。传说是观音菩萨点化而成、为黎民百姓救命的东西。
洪先生
洪先生名君瑞，聪慧耿直，是我的老师。那是在黄田中心小学，校长沈伯炯，教导主任周亚庐。实行薪金制以后，老师们都评了级，按级拿薪酬。低年级教师月薪三十三元，中年级教师月薪三十八元，洪先生是高年级教师，小教六级，月薪四十二元；除了校长主任，他是最高的。洪先生带五、六年级（复式班）班主任，教语文、自然、地理和美术，有时候也带体育、音乐。当时强调教学结合实践，洪先生带领我们到野外去搜集各种矿物标本和动植物标本；去测量“蛟龙潭”水坝。我们觉得很新鲜，很开心。曾经在黄田石壁山找到硫铁矿苗，报送到省地质局，他们还派来地质队员勘察过，因储量少没有开采价值。教地理的时候，用篮球做内模外糊多层纸片，然后脱胎制作地球仪；立体的，高低凹凸，很好玩。这样的模型教具做多了，就专门设立了一间陈列室，给大家看，给外校的老师看。洪先生因此被县团工委聘为少先队大队辅导员，承担了许多份外的事情。如出墙报：每逢重大节日或配合中心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