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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觉得还是要从根本上的皇帝制度来理解。作者看皇帝问题的眼光，好像很大程度上受到国外影响，特殊是英国君主立宪历史的影响，特殊看重传统的力气，甚至把皇帝的权力也
归结于传统的力气。而我认为皇帝的权力应来自于皇帝制度而不是皇帝的传统。两者看似一样，实际不同。假如说来自传统，那么秦始皇的权力又是来自哪里呢？
在皇帝制度下，特殊是朱元璋大大加强皇权之后，皇帝陷入前所未有的孤立，皇帝的个人素养会对国家发展产生前所未有的影响。强者如洪武、永乐，在大肆屠杀文官的前提下凭借自身实力也能成就巨大的功业；聪慧者如嘉靖，即使与文官集团闹翻，也能凭借各种手段为所欲为。
而软弱者如万历，到处受文官掣肘。换句话说，万历朝的根本弊端不在于文官集团太强，而在于皇帝太懦弱，或者是建国初期皇帝制度的空前强化造成的恶果。这样一个孤立而无能的皇帝，自然无法掌控朝廷局势，但又由于皇权的集中使皇帝失去被制约的力气，因而文官集团也无可奈何，只能任由事态接着恶化。
否则假如按作者所说，文官集团的力气足以禁锢皇帝的作为，那么天启朝魏忠贤的胡作非为简直不行能发生。
而针对国家的低效，作者以“用抽象的道德原则去解决实际问题”来说明。但是作者对文官集团的整体素养问题很少涉猎。作者的好像赞同申时行的看法：对明朝来说，读书人的实际实力并不重要，因为衡。这句话大体上我是赞同的，只是有些细微环节我想发散一下。
对明朝来说，读书人的实际实力的确并不重要，但明朝的治国观念与前几代相比并没有明显不同，中国一向将实际问题提升到道德的高度，但是始终只是书面上这般，谁也没有笨到真的将道德和实际问题混为一谈，所谓外儒内法就是如此。明朝之所以特别低能，官员只重道德观念不重技术实力，与八股取士选拔机制很大关系。换言之，不是主动放弃技术手段，而是自身没有技术观念和实力。作者对此的论述竟然只有几句话，我觉得是不应当的。到明后期，八股对人才的扼杀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以至于到崇祯朝群臣“临难无一策，以死报君恩”，崇祯怒喊“诸臣误我！”
而追溯八股取士的缘由，也就是不重视读书人实际实力的缘由，又可以上升到皇权集中及其所必定带来的思想专制。一夫独裁，必定要限制天下人的思想。这的确是追求一种稳固和平衡，可是低效并不是原来的目的，甚至是统治者也希望避开的。但是既然最终目的在于限制思想，那么有没有实力就是次要的了，低效也就由此而来了。
因而是用道德还是别的什么代替法治已经不重要了，因为都只是皇权专制发展所产生的种种手段，明朝的种种弊端，都是中国皇帝制度发展所带来的必定结果，而皇帝制度的发展，又与版图扩大，经济发展，人口增多密不行分，最终皇帝制度无法适应社会进步之时，革命便爆发了。
所以我补充的就是两点：明朝立法思想的弊端，以及为防止苛政而造成的矫枉过正；皇帝专制制度的影响。其次点是最根本的，也是中国社会发展造成的必定结果。
以上就是我的一些看法，凭借个人有限的学问和视野得出结论，而且是零零碎碎写成，可能有前后冲突之处。其中必定有许多无趣的错误的看法，希望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