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介绍：来稿 石刻文献整理方法刍议
石刻文献整理方法刍议作者简介：李昇，男，贵州民族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石刻文献是中华传统文化中的瑰宝，其功用价值不必赘言，历代学人对石刻文献进行搜集整理，用力颇多，仅建包裕撰重修广西省城碑记》，此碑记载了桂林城重修原委、参修人员以及物资消耗等情况，是继宋代王安石《桂州新城记》之后另外一则记录桂林城重修的历史材料，这对于研究桂林城规模的历史变迁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此碑在今人熟知的桂海碑林之中，按常理而言，此碑早就应该被人发现整理，但事实上《桂林石刻总集辑校》（中华书局2013年版）是第一部发现并整理此碑的著作。可见，访求原碑才能搜全前人遗落的石刻，尽管这是一项非常艰难吃力的工作，但却是石刻整理的首要步骤，同时也是石刻整理者仅仅坐在图书馆、博物馆内整理拓片所无法达到的成就。
（《桂林石刻总集辑校》封面） 功用之二是可坐实碑刻所在之地。指出碑刻的出处是石刻整理著作中的一种不变体例，在古代还有专门的碑目之书，分地或专记一地之碑具体在什么地方，然而整理者不访求原碑，仅仅依据拓片的来源或其他资料来断定石刻出处，则往往会出现错误。例如宋神宗元丰七年（1084）刊的《莫允熙重装神龛记》，内容开头是“当州城南厢化度寺……”，清代陆增祥《八琼室金石补正》卷一百五据此便以为此摩崖出自四川蜀中当州（《续修四库全书》第898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262页），而今人整理的《中国西南地区历代石刻汇编》第四册《广西省博物馆卷》又据拓片来源认为此摩崖在桂林龙隐岩（天津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43页），这其实都是未访求原碑所致的错误，经杜海军先生访求原碑方知此摩崖真正所在地原来是在桂林宝积山华景洞口东侧山上。所以，石刻整理的第一步是访求原碑，而不是搜集拓片，只有这样才能保证石刻整理的全面性。 其次，按原碑录文是石刻整理应坚持的第二条原则。目前学界整理石刻基本上是按拓片录文，例如朱亮主编的《洛阳出土北魏墓志选编》（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将录文与拓片图版并排，对照原拓录文；毛远明《汉魏六朝碑刻校注》（线装书局2008年版）也是先公布拓片图版，然后据拓片厘定录文；即使是海外整理的中国石刻文献，其录文方法亦如此，如[日]永田英正《汉代石刻集成》（东京同朋社1994年版）同样以“左图右文”的体例按拓片录文。尽管以上诸书录文都比较精审，但不可否认的是，按拓片录文是有风险的，因为拓工的主观原因会出现错拓现象，一碑拓成两碑，或两碑拓成一碑，拓得不清，甚至有拓漏的情况，人们若是仅仅依据拓片录文，其准确性不能保证。我们在整理广西石刻时就碰到过这种情况，例如宋真宗天禧二年（1018）刊的《俞献可、燕肃等三人七星岩题记》，原摩崖底端有“朱瑞刊”三字，然而拓片上却无此三字（《中国西南地区历代石刻汇编》第九册《广西桂林卷》，天津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24页），这显然是拓片未拓全的地方。
（俞献可等七星岩题记碑实地照片）
然而，清代谢启昆《粤西金石略》卷二、陆增祥《八琼室金石补正》卷八十八录此碑文时均无“朱瑞刊”三字，而二书录文方法均为抄录拓片，胡虔雒在《粤西金石略叙》中就说：“公（按谢启昆）闻之，欣然命工遍搨诸崖洞古刻……其后，椎拓日多，郡县之以脱本来者亦日众，于是摹写于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