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介绍：读《叫魂》
大清帝国的统治正处巅峰，值丰功盛德的乾隆朝盛世，为二十五岁承大统的弘历御宇第三十三年。其治下帝国，正是经济生气勃勃，人口快速增长之时期。在江南，这个中国历来最繁华的地区更尤为如此。孔飞力笔下描述的叫魂事件正在这片区域酝酿成一场怕受到迫害的人，它提供了一块盾牌；对想得到好处的人，它提供了奖赏；对妒嫉者，它是一种补偿；对恶棍，它是一种力量；对虐待狂，它则是一种乐趣。”
“我们在这里所瞥见的，是否是一个已被人口过度增长、人均资源比例恶化、社会道德堕落所困扰的社会所遭遇到的一种道德报应？在这样一个倍受困扰的社会里，人们会对自己能够通过工作或学习来改善自身的境遇产生了怀疑。这种情况由于腐败而不负责任的司法制度而变得更加无法容忍，没有一个平民百姓会指望从这一制度中得到公平的补偿。在这样一个世界里，妖术既是一种权力的幻觉，又是对每个人的一种潜在的权力补偿……”
　　“‘受困扰社会’的特殊政治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产生的。在帝制后期的中国，绝大多数人没有接近政治权利的机会，也就不能以此通过各自的利益相较去竞争社会资源。对普通臣民来说，仅仅是组成团体去追求特殊的社会利益便构成了政治上的风险。有时，人们便会到旧的帝国制度之外去寻求这种权力；其结果就是造反和革命。但对大多数人来说，权力通常只是存在于幻觉之中；或者，当国家清剿异己时，他们便会抓住这偶尔出现的机会攫取这种自由飘浮的社会权力。只有非常的境况才会给无权无势者带来突然的机会，使他们得以改善自己的状况或打击自己的敌人。即使今天，让普通民众享有权力仍是一个还未实现的许诺。毫不奇怪，冤冤相报（这是‘受困扰社会’中最为普遍的社会进攻方式）仍然是中国社会生活的一个显著特点。
”
“……但在某些极不寻常的情况下，处于最高层的官员们显然仍可能运用某些为任何政府都必须遵守的最高准则来限制君主的专制权力。要做到这一点，他们就不能把自己仅仅看作是为某一特殊政权服务的臣仆。这样的自信，只会存在于那些相信自己是文化传统当仁不让的继承者的人们身上。在中国帝制后期的政治生活中，即使在最高的行政层次，具有这种胆识的人士已属凤毛麟角。一个半世纪后，当帝制垮台而滋养这种精英自信的社会和文化制度也随之崩溃以后，这样的胆识也就变得更为稀缺了。
　没有人会哀悼旧中国的官僚制度。即使按照当时的标准，它所造成的社会伤害也已超出了仅仅压碎几个无依无助的游民踝骨的程度。但不论是好事还是坏事，它的特性却可以阻挡任何一种狂热。没有这样一个应急的锚碇，中国就会在风暴中急剧偏航。在缺乏一种可行的替代制度的情况下，统治者就可以利用操纵民众的恐惧，将之转变为可怕的力量。生活于我们时代的那些异见人士和因社会背景或怪异信仰而易受指控的替罪羊，便会成为这种力量的攻击目标。
没有什么能够伫立其间，以阻挡这种疯狂。”
叫魂，一个中国特色乡土气息浓厚的词语。孔飞力教授在他的大作《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中这样定义这个名词以及清乾隆三十三年的这个事件：“1768年, 中国悲剧性近代的前夜。某种带有预示性质的惊颤蔓延于中国社会: 一个幽灵—— 一种名为‘叫魂’的妖术──在华夏大地上盘桓。据称，术士们通过作法于受害者的名字、毛发或衣物，便可使他发病，甚至死去，并偷取他的灵魂精气，使之为己服务。这样的歇斯底里，影响到了十二个省份的社会生活，从农夫的茅舍到帝王的宫邸均受波及。” 从春天到秋天的大半年时间里，整个帝国都被这妖术恐惧动员起来。小民百姓忙着自保或者乘机打击报复，全国十二省的各级官员忙着追缉流窜各地频频作案的“妖人”，而身居庙堂的
弘历先生则寝食不安，力图弄清叫魂恐惧背后的凶险阴谋，并不断发出谕旨加以督促。折腾到年底，在小民不值钱的贱命和官老爷珍贵的乌纱丢了不少之后，案情真相终于大白，所谓的叫魂恐惧只是一场闹剧：没有一个货真价实的妖人，没有一件不是冤案的妖案，有的只是自扰扰人，造谣诬陷，屈打成招。沮丧失望之余，乾隆皇帝只得偃旗息鼓。于是，这个事件就这样终结，不是“轰”的一响，而是“嘘”的一声。
很显然，在这个全民运动中主角有三个：乾隆，大清官员，小民百姓。乾隆把这个事件翻来覆去，字里行间看见四个字：汉化、谋反（这其实是同一事物的两面）。作为异族的统治者对“剪辫”这一行为所蕴涵的政治象征意义心存芥蒂完全是可以理解的，同时，“对普通的百姓来说，术师的妖术威胁到的是灵魂和躯体之间的脆弱联系，而对皇朝的上层人士来说，这种行为危害到的是皇朝同上天力量之间的脆弱联系。”如果僧侣道士或者乞丐也能作法与神鬼进行交流和对话，这会严重影响到君权神授的合理合法性。作为一个江南文化的崇拜者和大清帝国的统治者，乾隆对江南感情复杂。愚民百姓的无稽之谈自然是不信的，他大张旗鼓的目的在于借机打击甚至根除因汉化而腐败堕落的江南的官僚们以及江南书生的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