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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
在“为了学生好”这个常见理由中，“为了学生”是清晰明白的，没有什么深言大义，难就难在“好”上。“好”或者“善”是可以分成不同层次的。同样是为了学生，教化者可能选择实现高层次的“善”，也可能选择实现低层次的“善”。低层次的善是必要的，但不是充分的。可是在教化的现实中，低俗化倾向却异样突出。
比如，有一所学校有个传统的做法．每年组织学生外出考察，目的是增加学生的阅历，拓宽学生的视野。但是特别不幸，在一次外出考察的途中，学生的车辆发生了交通事故。这次事故对学校的影响很大，对这个地区的影响也很大。因此在事故之后，地方教化局特地发出通知，严厉禁止全部学校以任何名义组织学生外出，目的是保障学生的平安。“保障学生的平安”，是教化者给出的行动理由，也是他们所要实现的“好”或者“善”。
比上面这个例子更加普遍的，是老师和学校对学生学业成果的极度关注。只要学生的成果好了，就什么都好了。相对于成果，其他任何表现好像都无关紧要。因为成果好了，才能升人更好的学校，将来才能找到更好的工作。这里，教化者所要实现的“善”指向了学生的“温饱”或者“生计”。
为了学生的“平安”或者“生计”而实行行动当然没有错，问题是，仅仅为了平安或者生计的行为是不是“教化”？假如教化的目的仅仅是让学生平安地活着，让学生能讨到一个好的生计，那么，教化自身的特别性在哪里？教化的终极关怀又在哪里？
据说在德语中，“教化”一词的本
义是“神性在人脑中的呈现过程”，教化的目的就是让人变得更加超越，具有相对于现实的超越性。所以阿多诺说：“教化的理念中必定预设了一种人性的状态，并且一旦它有一点贬值，卷入了作为社会有用的工作而被兑现的特别目的的实践，那么它本身就是犯罪了。”韦伯说：“当我们超越我们自己这一代人的墓地而思索时，激烈我们的问题并不是将来的人类如何丰衣足食
，而是他们将成为什么样的人。”
教化的终极追求确定着教化的层次和品行。假如我们的行为只是基于“温饱”或者“生计”的理由，那么，它只能算是一种低层次的教化，一种缺乏品行的教化。我们的确是为了学生，可是，只是为了学生的生存或者为了生计考虑的教化，它的本义已经受到普遍的侵蚀，它的内涵已经大大缩水。教化目的的低俗化正导致教化本身严峻地扭曲变形，这唯恐才是当下教化首先应当关切的事情。
三、理性的视角
有理由的行为不肯定就是有理性的行为。推断一种教化行为的合理化程度，不能只看行为者给出的理由，还要看这种理由是不是包含足够的理性因素。家长们在“为了孩子好”的理由之下，粗暴地对待孩子，甚至将孩子虐待死了。这样的事情司空见惯，似乎已经不再骇人听闻了。学校中的情形也大抵如此。为了“鞭策”孩子们上进，我们可以对他们进行“分类”，让一部分孩子戴“红领巾”，而让另一部分孩子戴“绿领巾”；为了让学生的考分“全市第一”，我们可以义正词严地把每一个班级每一个孩子的分数悬挂在校内的围墙上，以对他们进行足够的刺激；为了提高升学的比例，我们可以歇斯底里地把学校变成“兵营”，把学生变成“高考特种兵”；为了表现我们的所谓“教化理念”，我们可以把成百上千的孩子和他们的母亲变成道具，排列在操场上，当众让孩子为母亲“集体洗脚”……每一种行为都有理由。但每一种行为也都见证着教化的疯狂。
保证教化成为有理性的行为并不是一件特别简单的事情，缘由有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