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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州电信：全力推进电信普遍服务
电信普遍服务的分析与研究
1907年，时任美国att总裁的西尔多·维尔（theodorevail）首次提出“普遍服务”（universalservice）的概”是贝尔自己对“互联互通”的称谓，政府官员、管制当局和一般用户通常称之为“统一服务”（unifiedservice）。此后，人们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淡忘了“普遍服务”。
但是，这一主张在1970年代中期再次复活，催化剂是新一轮的竞争。1960年代到1970年代初，业的垄断巨头和管制当局遇到了一些新问题：放松了终端设备的管制、一些新的长途运营商获得了营业执照、微波网络获得法律许可（brock，1994）。这时，面对这些挑战，第二代普遍服务政策出现了，它的目的还是维护受管制的垄断厂商的利益。此时att赋予“普遍服务”新的内涵——“家家户户通 ”。普遍服务成了对资费进行管制、使服务让居民和乡村用户更承受得起的同义词。垄断者实施普遍服务的做法是，利用长途产生的高利润补贴本地服务，本地服务的价格定在低于成本的水平，这就是交叉补贴（crosssubsidizing）。这种行为自1960年代中期开始，并因1970年的“奥萨克计划”（ozarkplan）实施而制度化。
面对mci等长途运营商的竞争，贝尔在当时声称，长途领域的竞争是“撇脂”（cream-skimming）——只盯住高利润的长途市场，这将减少用于筹集交叉补贴资金的能力。这就是att在1970年代试图减缓竞争侵入其市场的借口。但是，这一次他们并没有成功，在经过8年的反垄断诉讼之后，司法部于1982年迫使att进行分拆。虽然老的att在这场斗争中一败涂地，它却无意间长久地赢得了意识形态的胜利。那个所谓的“1934年通信法确立了普遍服务”的说法（att杜撰的依据），成了

行业根深蒂固的传说；即使是反对att试图继续维护其垄断地位的立法建议的政客们也无法抵挡利用“普遍服务”来争取政治资本的诱惑。几乎所有的人都不假思索的认为，在千家万户的普及得益于管制下的垄断厂商所使用的交叉补贴。这一胜利对1996年的电信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1996年电信法中，明确地规定了有关电信普遍服务的目的、内容、融资、供应商的选择与补贴、管理机构等。
这就是“普遍服务”的产生、发展历程。至于人们经常引用1934年通信法（communicationact。f1934），并把该法称为普遍服务正式法律制度的开始（虽然在这部法案中并未提到普遍服务），根据缪勒（muller，1997）的考证，这并不准确。1934年通信法只是在联邦层次上对电信管制的开始，法案的主要内容是成立了联邦通信委员会（fcc）。
目前，大多数人把提供普遍服务的理由归结为以下几点（拉丰、泰勒尔，2001）：第一，社会再分配。对一些贫困人口以低于成本的价格提供基本的服务；同时对农村医疗卫生机构和学校、图书馆等提供价格低廉的基础服务，这些都是出于对社会公平的考虑。第二，地区发展规划。目前，一些发达国家的大城市人口过于密集，产生了许多社会问题，政府引导市民迁往XX县区或乡村，而这些地区属于高成本服务区，过高的服务价格不利于政府政策的实施，因而对这些地区也同样以低于成本的价格向消费者提供服务。对于一个国家内部的欠发达地区（如我国的西部地区和其他老、少、边、穷地区），为了推动它们的较快发展，需要首先促进这些地区的基础设施的建设。第三，对外部性的考虑。电信等网络性产业，随着消费者数量的增加，网络对每一个消费者的效用不断提高。也就是说，单个消费者的消费对其他消费者具有正的外部性。此时需要政府出面，解决外部性问题，增加网络使用者的数量。

普遍服务政策总体上包括三部分内容（sorana，2000）：普遍服务义务的确定、价格标准的具体化和确定政策要覆盖的地区和服务范围；设计用于资助提供普遍服务的补贴方式；设计一套征收税款的机制为补贴进行融资。
在很长的一段时期内，电信行业一直被看作是“自然垄断”行业。在这一观念的指导下，很多国家的电信产业一直维持着垄断经营：如美国的att、日本的ntt、英国的bt、我国的中国电信等。在垄断经营体制下，普遍服务的提供主要依靠在位企业内部的交叉补贴，即电信运营商对一部分业务、一部分地区、一部分用户收取比较高的服务费，以这些高额盈利来补贴高成本地区或者低收入阶层用户。这样，对于那些高成本地区的用户和低收入阶层的用户，他们就能够以低于成本的价格消费某些基本服务。

自1970年代以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