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介绍：怀念峥嵘岁月中的抗大老友一晃老友文迅去世已经快三年了。这些年来, 有一件事始终萦绕于心, 从来不曾放下。特别是文迅逝世后, 它更是时时噬咬着我的心。这件事就是, 我欠着我最好的老友之一文迅, 一本书的序言, 一篇为《文迅文集》所作的序言。如今, 斯人已去, 我唯有再拿起这支笔, 写下这些回忆的文字, 怀念我的文迅老友, 以此来缅怀我们一起走过的峥嵘岁月,纪念我们七十多年久而弥坚的情谊。一、友谊的开端七十多年前, 准确地说, 应该是 1938 年8 月下旬, 文迅他们六个从香港来的广东人和我们四个从上海来的江南人, 同日在延安抗大总校洛川第六大队报到,被编在第十二队九班。当时,抗日战争烽火连天,半壁河山沦于敌手,民族命运前途未卜。“不愿做奴隶的人们”,“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民心士气空前高昂, 陕北黄土高原上的延安, 在灾难深重的中国升起希望的光芒, 逐渐成为人们仰慕的灯塔。但是, 红军改编为八路军、新四军一年多了, 他们的办事处除了很少的几个城市都不能公开, 到延安去像是犯法的事, 查获了可能会被秘密逮捕。成千上万的爱国进步青年, 不畏艰险络绎于途, 像朝圣的虔诚教徒, 形成了一股充满活力的热流。到 1938 年夏天,只有七千居民的延安已难再容纳。于是,抗大在延安西边的庆阳和南边的洛川成立了第五、第六两个大队。编队不可能再有别的标准, 够十人以上就是一个班, 够四个班就是一个区队,够四个区队,一个连队的建制就成了。第十二队驻于离城十里的蒋村。村子不大,最后几个班住处很难找。一个不住人的小偏院,有间放柴草的土窑,连门窗也没有, 就成了九班的军营。香港来的苏孟云、陈璞、王固、文迅、陈远高、陆荆, 上海来的钟琪、张鸿书、程历艰和我, 大概都过惯了比较舒适的城市生活, 顶多有一点在敌机轰炸下逃难的经历, 面对这间放柴草的土窑, 竟手脚无措, 不知如何是好了。记得是张鸿书说了一句: “动手吧, 同志们! 这么点困难克服不了, 还抗什么日, 革什么命!”一下子全动员起来了。你积极, 我比你更积极; 你能不怕累, 我就敢不怕脏。队长来了, 笑着大加赞许, 说这是革命的第一课, 大家劲头更大了。他又领我们到老乡家借木条、木板、秸秆, 砖头。过了一阵, 门按好了, 窗纸也糊好了, 炕搭成了。用各人的箱子支成了两张小桌, 布单一罩, 蛮好蛮好的。我们兴高采烈地体会着革命第一课的滋味。我们四个从上海来的, 其实籍贯分别为浙江、江苏、江西、安徽, 原来并不认识, 上海沦陷前后, 各自跑出来参加抗日, 到延安去的强烈愿望使我们互相吸引, 互相影响, 结为好友, 走上征途。张、钟是救国会外围组织的成员, 二十岁出头。张乐于助人, 有组织办事能力。钟戴近视眼镜, 以理论素养见长, 一路出主意靠他。程和我只有十六七岁, 高中尚未毕业, 热情而幼稚。香港来的文迅他们则不同, 原籍都在广东潮、汕一带, 是在香港读书的华侨子弟, 年龄在二十上下, 好几个高中已经毕业。我们四个会讲上海话, 普通话也大体能够交流。老广们互相讲粤语, 很流利。与别人要讲普通话, 比我们还差劲得多。有的简直听不懂, 必须翻译或补充。后来知道苏孟云是直接从新加坡回来的华侨, 年龄更大一些, 遇到文迅他们, 便一路走来了。记得他好像念过大学, 家庭富有, 行李特别多。发军装前, 老广们大多西装革履, 苏更不只一套, 领带衬衫也多。他待人和善, 普通话比另几位老广稍强。他是班长, 张鸿为副班长, 记不清是大家推选还是队里指定的了。十个年轻人同住一间窑洞, 几天互相就熟悉了。陈远高、程历艰爱好运动,在篮球场上为四区队争过先;陈璞多才多艺, 善吹口琴,被大家逼着表演过交际舞;王固被戏称为“顽固”,争论时好坚持己见,有本《孙子兵法》常不离手;陆荆瘦弱文静,喜欢写诗。他有个黑硬皮的本子, 整整齐齐地誊抄着陆陆续续在写的新诗, 不断在救亡室的墙报上发表, 很快就成了我的文友。文迅原来叫文逊, 脸盘宽大, 一看就是不会说话的老实人。可能小时候跟父亲在越南西贡住得过久, 普通话讲得极差, 发音不准, 句法也特别,“不好吃”他说不来, 竟说是“一点好吃也没有”。我经常模仿他这些奇怪、好笑的话, 他不以为忤, 反而憨厚地笑了。出我意料的是, 他对俄罗斯文学名著比我熟悉, 对托尔斯泰、契诃夫、高尔基几位大师的名著, 谈起来更是如数家珍, 我问什么他好像都有现成的答案。这一点是我根本没有想到的, 但他讲来自然而然, 没有丝毫卖弄见多识广的表现。那时候军事课程主要讲《持久战》,政治课程主要有《中国革命运动史》《中国革命基本问题》《政治经济学》等, 教员有的从延安来, 有的住在大队部, 主任教员李培南, 他有时到各队上课, 有时全大队集合讲大课,主要学****方式是班讨论会或个人自****讨论会非常热闹, 争论多系抠名词, 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