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介绍：抗战时期武汉人口疏散问题探析抗战时期,中国东中部各战区、沦陷区的人民为逃避战火或不愿做“顺民”, 纷纷向后方迁徙, 在中华民族史上演绎出了一部悲壮而宏大的人口迁徙史。目前,学界对此已有了较为深入的研究,论著颇丰,其代表作如《苦难的人流》。但受多种因素的限制,作为抗战时期中国“由立国东部沿海,转移到立国西部山区进行长期抗战的中转轴”, 为战时人口转移、保存抗战有生力量做出了重要贡献的武汉, 学界却未进行深入的探讨研究。故本文在现有成果和资料的基础上, 试图对抗战时期武汉人口疏散问题进行历史考察, 以期引起方家的关注,深化相关研究。一、危局:武汉人口疏散背景抗战爆发后,中国东北、华北、长江下游等广大地区渐次沦陷, 地处长江中游、交通便利且“成为了全国唯一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又是长江中游的一个大都市”,“目前是还算安逸”的武汉便成为了“战区人民( 尤其是知识分子) 流亡的目的地”城市。“长江一带难民纷纷逃集武汉”,“俱由上海或南京上驶(至汉口) ,共载旅客及难民一万余人,据说一星期来每日如此”。“现在武汉方面,共有宜兴难民五六千人,有的乘船而去,有的徒步而往。”华北难民则多沿平汉铁路辗转迁徙武汉。这些难民又“以江苏、浙江两省最多”,约占 70% ,山东、河南等地难民约占 30% ,到武汉会战开始时, 三镇人口骤然增加了 30万, 由会战前的 24 万余户 123 万多人, “陡增至 150 余万”。随着数十万难民的涌入和数百家东部工矿企业的迁驻, 武汉物质供应骤然紧张。“武汉本是人口稠密的都市, 自抗战以后, 各地的流亡者纷纷麇集武汉。于是人口的密度超过了抗战以前的首都, 生活上的一切物品因战时交通的关系, 形成求过于供的现象, 生活困难程度大增。”许多西迁武汉的工厂也不能正常复工生产。同时, 为了安置难民, 武汉地方政府还专门设立了难民救济机构,以管理、救济、安置难民,维护难民集聚区社会秩序,进行卫生防疫等, 增加了城市管理难度。这样, 在战时背景下需要将相当数量的人口、企业迅速转移到后方地区, 以保证武汉的物质供应和有效的城市管理, 减少市民伤亡和财产损失, 解除武汉会战的后顾之忧, 便成为了国民政府的当务之急。特别是自 1938 年6 月始, 日军沿长江、平汉铁路不断西进、南下, 逼近武汉。“武汉一天一天地紧张起来, 日本的飞机又常常来轰炸, 每次死了不少的人”,“每日以千计”,给武汉造成了重大的人员物质损失。为“避免不必要的牺牲……保存继续抗战的力量”,湖北省政府早在 1937 年 12 月便已做出了疏散武汉人口的决定, 并于 1938 年2 月向社会颁布了具体而详细的疏散人口办法。7 月底, 国民政府命令“武汉三镇一带全体非战斗人员即时避难”, 撤离至后方地区, 至此, 武汉人口大疏散正式拉开了历史的帷幕。二、救民:武汉人口疏散措施为了顺利疏散武汉一百多万人口,国民政府采取了许多有效措施。(一) 组建高效的疏散机构面对抗战全面爆发引发的难民潮, 1937 年9 月国民政府通过了《非常时期救济难民办法大纲》,成立了“非常时期难民救济委员会”, 专职办理难民收容、运输、给养、保卫、救护、管理及配置等应急事宜。 1938 年初, 行政院根据难民救济的实际情况颁布了《赈济委员会组织法》,撤消“非常时期难民救济委员会”,成立了由院长孔祥熙兼任委员长的“赈济委员会”, 作为难民救济的最高领导机关。其所辖第二处负责难民的救护、运送、收容、给养及紧急赈济, 就地安置难民参加生产和工作, 帮助解决难民的交通工具, 协调并组织难民集体迁徙等事务。武汉会战之始,“赈济委员会”便遵照国民政府指示设立了汉口、武昌、南昌、宜沙、襄阳、衡株、长沅、桂林、重庆职业指导所、云南省赈济会等运送配置难民总站 34处, 分站 132 处,专司转送安置难民。武汉地方政府作为三镇人口疏散的具体执行者,为快速有序地将一百多万在汉人口顺利撤至后方,“参照非常时期救济难民办法大纲第二条及第五条之规定”,于 1938 年7 月特设了“由市长、警察局局长、市政府社会科科长、市党部、武汉警备司令部、特三区市政管理局、平汉铁路管理局、粤汉铁路管理局、汉口航政局、湖北省航业局高级职员各一人组成”,“以市长为主任委员, 警察局局长及救济委员会会长为副主任委员,市商会主席、救济委员会委员长、红卍字分会会长、红十字分会会长、善堂联合会主席为委员”的“武阳疏散人口委员会”。下设总务、调查、劝导、交通四组, 负责疏散人口的调查登记、发放难民证、接洽车船等运输工具, 并劝导、帮助市民和难民内迁。同时,湖北省政府还指定疏散沿线之鄂城、黄冈、咸宁等三十县设立难民收容所。湖南、四川等后方各省亦在节点城镇设立了众多的难民收容所或救济站, 从而形成了一套完整而高效的疏散组织机构, 初步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