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介绍：古代盐业及盐政管理探讨(共 5646 字) 本文秦始皇完成了国家的统一,定郡县之制,发展经济,使盐业振兴,正如《文献通考?秦赋》记载的: “盐铁之利,二十倍于古。”此间, 盐业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西汉武帝时盐业机构逐步完善, 担任盐铁丞的桑弘羊( 公元前 152 年—前 80 年)修订了盐法,实行“盐铁官营”,“在产盐地区设置专门的盐业机构———盐官,盐官设于 28 个郡国的 37 处, 主要分布于今渤海、黄海沿岸和西北、西南盐池、井盐地区。”[3] 大兴盐业之利,推行招募民众,供给器具,令以煮盐为业,所产之盐全部收归官有。而当时在潍坊寿光、昌邑等地设立盐官, 秩同县官, 对盐进行专产专销, 加强了对制盐的管理。唐朝时期, 首先是盐铁转运租庸使第五琦创立“榷盐法”, 实行食盐专卖,即民制、官收、官运、官销的专卖制度。这个管理制度使得国家从城市到乡村广泛设置盐官, 不仅盐业官僚队伍过于庞大, 而且维持这支庞大机构运转的费用也太大。官运官销, 对老百姓伤害很大, 表现为盐吏硬性摊派很多, 胥吏强索于民, ***, 私盐大行其道, 使盐政背离了“因民之急而税之”“,人不益税而国用足”的初衷。其次, 唐代宗时期担任盐铁使的刘晏, 针对第五琦的盐政弊端, 又进一步改进了盐法。刘晏盐法施行的是民制、官收、商运、商销的间接专卖制或称就场专卖制,即实行“签民煎盐”, 灶户入籍, 并在产盐各地设置盐院,立“亭场”, 专给官府煎盐。官府将税收纳入卖价, 售予商人, 听其远销, 所过州县不再征税。在这种新的专卖体制中, 官府撤出食盐的零售领域, 食盐零售或者小额批发完全由商人去自由经营, 利用商人的经验和资金来搞活流通,搞活市场。市场繁荣了,经济活跃了, 国家税收有了基础, 财政收入就有了保证。所以, 从第五琦到刘晏的盐政改革, 建立了比较完整、系统的食盐专卖体系, 使盐利大增。盐利收入在唐王朝财政中具有特殊地位, 甚至达到了“天下之赋,盐利居其半”的地步。榷盐法的兴衰与唐王朝的国祚安危息息相关, 榷盐制度对唐朝社会的许多方面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宋元明清各代,盐法多变,但主要执行“引”、“票”制度。清初, 盐政管理沿用明法, 实行“纲法”、“引岸”之制,并采取“恤灶惠商”政策,盐业振兴,自康熙十八年( 1679 年) 山东潍坊的官台场划归寿光县管辖达五十一年之久, 灶工增至 1226 人。 1730 年( 雍正八年), 青州属地靠近盐场, 私盐充斥, 无商承运, 因此官府将盐商革除, 听民领票, 酌量收税, 自行运销, 应征课额, 摊入地粮代征, 称为民运票地, 从此票法开始实行。票法行盐分为民运、官运票地, 各有引界, 不准超越界境。民运票地, 税收较轻, 昌邑、安邱、诸城、高密等县属于这类地区。官运票地, 税额稍重, 当时潍坊的寿光、临朐、益都、昌乐、潍县等县为官运票地, 税额稍重。自纲法改为票法, 革除了纲法盐商的专利, 盐价减半, 平民愿意购买票盐, 私盐稍微有所收敛。 1739 年(乾隆三年) ,实行先放盐后收税的“恤灶惠商”政策,出现了产丰销畅的繁盛局面,促进了盐业的发展。至乾隆十九年( 1754 年) 潍坊官台场滩池发展到 292 副, 计地面积三顷三十三亩一分六厘, 盐民 1200 余人, 年产盐 388350 斤。其范围东自宋家岔河, 西至寇家坞, 南至中疃, 北至海。官台场设立 6 垣收盐:即宋家垣在宋家岔河东北,据场署侯镇 20 里;郭家垣在郭家洼东,距场署 20 里;郑家垣在郑家庄子附近,距场署 50 里;原固堤场归并官台场管理的横垣,在潍县横里路庄,距场署 20 里;林垣在潍县林家央子,距场署 30里; 崔垣在潍县崔家央子, 距场署 40里。清中期以后的嘉庆和道光年间,因***,徇私舞弊,灶穷商乏,滩荒人转,当地盐业出现了下降趋势。除了盐制以外,古代潍坊还加强了制盐灶滩和盐场的严格管理。历代采卤制盐管理办法不一。唐代以前,场无定址, 人走灶迁。宋代煎盐场址逐渐固定下来,“煮盐之地曰亭场, 民为亭户,或谓灶户,户有盐丁。”[4] 元代设官台、固堤场,各场煎盐,岁有定额,付给工本,盐丁按数额办盐,实行团煎法。明代前期官台、固堤场实行签民为灶, 按户计丁, 按丁计盐, 煎盐规模及煮盐技术比前代都有提高, 中后期灶赋丁税加重, 盐业衰败。但到了清朝乾隆时期, 由于改革赋税,实行“摊丁入亩,丁不复税”制度,改革制盐技术,由原来的煎盐转为晒盐,允许盐滩自由买卖,使盐区出现了“是百余年、生齿日繁, 元气渐复, 盐价至贱, 销数乃极畅而不可遏的兴盛时期”[5] 。当时, 官台场盐滩发展到了 405 副,计地 543 亩,每年配票 46650 张(每票 325 斤) ,富国场配票 3865 张。而到了乾隆四十六年、四十七年,盐场连续遭到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