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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治与开放：未来中国法学的两大趋势
当我们回首前尘，总结过去将近一个世纪的中国法学进展历程时，狡猾说，成就是相当微薄的。在中国，法学真正可以说是一个底子薄、基础差的学科。两千年的传统社会根本没有产生出法律职业，也没有法学可言。到2
自治与开放：未来中国法学的两大趋势
当我们回首前尘，总结过去将近一个世纪的中国法学进展历程时，狡猾说，成就是相当微薄的。在中国，法学真正可以说是一个底子薄、基础差的学科。两千年的传统社会根本没有产生出法律职业，也没有法学可言。到了学问重新分工的近代，作为舶来品，由于缺乏本土学问传统的支持，不同传统事例所可能产生的“杂交优势”便很难显示出来，而且这个学科的学术魅力也被大大弱化了，严格的学术规范更不简单形成。并非自家土产的事实也更简单使法学与它所依托并需要它去解释的社会相脱节，成为悬在半空、“口惠而实不至”的学问。不仅如此，改革开放之前的七十年间，我们这个国家非战斗即运动，这种动荡时世使得法学的进展失去了基本的生存环境。
学术如积薪，没有积累，后来者必需要用许多心力摸索路径，尝试方法，某些时候的弯路与挫折是无法避开的。
当然，在改革开放二十年的时间里，我们还是取得了相当的进展。追求以更多的法律来调整社会关系，刺激了法学的进展；域外法学著述的引进可能是百年来最具规模和活力的；本国学术界开头了原创性思想的尝试；法律教育有了极其迅猛也可以说是过于迅猛的进展。全部这些，都将成为二十一世纪我们法学进步的基础。
概括地说，二十一世纪中国法学的进展将具有两个重要的维度，一是更多的自治，一是更多的开放。所谓自治，主要是指本学科内部专业化的建构。法学首先是一种特地化的学科，根据托克维尔的说法，甚至是一个不简单普及的学问领域。它具有自家的历史传统、概念与学问体系以及讨论方法。法学之所以能够对社会事务进行不同于其他学科的解释，法律之治之所以不同于政治之治或道德之治，正是由于法学传统、学问以及方法的这种独特性。说究竟，所谓法治或者依法治国，不过是法律家用他们的特地学问对社会进行的统治。在过去的二十年间，对于这种特地化的学问的内涵与特质，法学界的人们虽然有所涉及和论说，对域外著述的引进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规模，但是还谈不上自觉的体系建构。在今后的相当长的时间里，我们需要用很大的努力，在法律教育、法学讨论以及司法实务等各个环节上追求法学的自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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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个维度是开放。开放意味着法学不能满意于自给自足。它需要从其他社会科学以及人文科学的讨论中吸取养分；在早期，哲学、伦理学等学科对法学讨论的推动以及最近数十年间经济学、阐释学、人类学以及文学批判对法律思索的影响都是这方面的例证。与此同时，法学还不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