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介绍：论“醉驾型”危险驾驶罪的量刑
摘要
《刑法修正案（八）》将醉酒驾驶罪列入其中，不仅有利于防治酒后危险驾车的行为，而且是我国依法治国、实现法律保护机能的集中体现。然而，对于危险驾驶罪如何量刑以及如何考量量刑的情节，各地司法部门却缺乏全职人员的威慑和惩戒达到了良好效果，对全社会预防和教育涌现出积极效应，成为法律
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保障的主要途径⑷。据官方数据统计，在2016年春节期间，因酒驾导致的交通事故数量下降了 43%,这一现象引起了社会的强烈反响。不仅遏制了我国醉驾多发高发的态势，杜绝了司机的侥幸心理，提升了群众的交通法治意识，让“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的行车理念深入人心，而且体现了我国对于维护社会秩序和安全的决心，凸显了法律“零容忍”的权威态度，树立了法律的权威性和严肃性。
弊端渐生：负面效应
一是罪行相适应原则的弱化。各地方法院量刑标准不同意，差距较大，重罪轻判，轻罪重判时有发生；二是短期监禁威慑力弱化。由于短期监禁的时间短，犯罪施教机会少，隔离效果差，这些诱因导致犯罪人员丧失了对短期监禁的惧怕，犯罪复发隐患较大；三是主体行为选择指引的弱化⑴。不同的醉驾情节、醉酒程度、醉酒车辆、醉酒地点直接影响了犯罪主体对社会恶害程度：酩酊大醉、醉驾大型货车、闹市醉酒事故的社会的危害性明显大于临界醉酒、醉驾摩托车、荒郊醉酒事故，但在司法实践中，法院对这些醉酒情节考虑比较少
三' 成因反思：醉驾型危险驾驶罪量刑现状的多维度解构
罪状设计缺少限制性
我国目前对于醉驾型危险驾驶的罪状设计中，没有“情节严重” “情节较严重”等要求，缺少这样的限制性规定，那么司法部门就会将量刑界限区分在驾驶者的“酒精浓度上”，而没有考虑醉驾程度与危险程度之间的有机关系，从而容易导致了司法实践中轻罪重判、重罪轻判的情况经常发生。
2 .法定刑配置缺少阶梯性
《刑法修正案（八）》中对于醉酒型危险驾驶罪只是简单描述为“拘役，并处罚金”，拘役刑最低1个月，最高可6个月，缓刑期与罚金更是具有主观性和随机性，法定刑配置缺少运用基本构成和加重构成的立法技术针对情节轻重细节描述，缺乏罪行对社会危害程度高低的衔接刑度，导致犯罪行为危害度不同的案件刑罚拉不开距离，缺乏统一均衡性⑹。
量刑标准缺乏统一性
要想实现量刑均衡，那么刑罚适用就需要借助司法手段来确立细化规则。而我国关于醉驾立法的法律条文设置相对简单，这就难免导致量刑标准缺乏统一性。量刑标准不统一导致两大隐患：一是各地法院和法官对醉酒型危险驾驶罪出罪、缓刑以及免刑采取保守、稳妥、谨慎的处理方式，放弃了对案件是否存在不具有违法性认识和不具有期待可能性的
排查，对法律条文一律从严执行；二是法律缺少量刑依据和要素，案件仅仅依靠法官的自由意志进行量刑研判，不同法官判罚失衡、刑度失当，极易引发社会矛盾，有损法律的公平公正
司法关注缺乏合理性
在《刑法修订案（八）》出台之初，由于媒体舆论的误导，导致社会大众的舆论焦点出现偏差，大都是停留在醉驾是否入罪上面，而对量刑多少则关注较低，所以大部分法官为了防止被推上风口浪尖，在处理此类案件时也会刻意迎合社会大众心理，缺少对量刑问题的研究；加之法官本身个体判断存在的差异，法律的均衡性更是难以保障。
四'难题破解：醉驾型危险驾驶罪量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