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介绍：我们为什么易怒
我们为什么易怒
本期专家
周志强: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文学博士、博士生导师,南开大学东方审美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南开大学语文教育研究中心主任,《中国图书评论》执行主编,2012年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目前主要从事文艺美学、中国大众文化与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现在时
上海法官嫖娼案曝光者陈某称,赵明华干预案件裁决,为讨回公道,他按正当渠道申诉,却泥牛入海。
陈某第二次愤怒了,正常诉讼演化为私仇。
《致青春》一片中有这样一个情节:女大学生朱小北去校超市购物,被污偷盗,撕扯中受伤,也打坏了超市物品。校方各打三百大板:超市道歉,朱小北赔偿。感觉倍受侮辱的朱小北一怒之下,打碎了超市玻璃……
以功能主义方法解读,朱小北的愤怒来自她寻求法理和人文的平等,校方本着息事宁人的态度,采取了传统社会中社群调整的方式,试图用平衡代替平等;平等论者与平衡论者的决裂,致朱小北付出离校的代价。
当弱势个体无法在利益上获得补偿,他就不知道该如何维护尊严。那么一种踢猫式的迁怒攻击行为,就自然而然地发生了。如果一个国家、一个社会,总把经济发展看作是天然正确的道路,在生活各个方面把利益受损和人的受损等量齐观时,迁怒攻击就会变成日常生活中常见的事情。当尊严受损害的这些人越来越多,我们就遇到了愤怒中国和中国式愤怒。
朱小北经历了两次愤怒:第一次是受到超市老板侮辱,第二次是觉得这种侮辱不可能合理解决。相对而言,第一次愤怒属可指导性愤怒,即认为可以通过其他途径来解决问题;可怕的是第二次愤怒,属
不可指导性愤怒,即不认为可以在现有秩序和机制内解决问题的愤怒。第二次愤怒的特点是,如果老板骂了我,我没有办法对抗老板,那就去踢路边的猫。
中国式愤怒的核心是“二次愤怒”,这种愤怒具有三个内容:以破坏性为核心的迁怒、反社会性的人格分裂,并最终导致就近攻击的破坏欲。
如果一个社会总是导致第二次愤怒,那这个社会的管理机制就出了大问题。在中国,这个问题的典型特征是:一方面,总是通过各种行政管理机构和相应法律法规的确立,承诺可以公平合理解决问题;另一方面,在实际操作层面上,普通公民却付不起这种渠道寻求合理性的诉讼成本、政治成本和生活成本。于是,迁怒就变成了中国式愤怒的典型症候。
值得反思的是,踢猫转移了愤怒,也摧毁了对社会主导体制的信赖,促成对身边人或事的攻击习性。几乎所有这种形式的愤怒,都是在一个合理化前提下,以团结起来大闹的方式完成的。在这种集体合理化攻击的方式中,公司、单位或集团,往往成为众人发泄愤怒的对象。这正是迁怒机制的作用:如果长期以来总是受到各种无法说清的抽象压抑的困扰,这种集体性的合理化攻击行为,就具有强烈的狂欢效果和爆发性纾解功能。与上述迁怒机制和合理化攻击有明显差异,是生活中最常见的一种暴躁性易怒行为。一次小小的汽车刮蹭,可能会酿成大打出手的流血事件。
在这里,小型暴力冲突乃是国家社会冲突的微缩版本或戏剧版本。
首先,在这种冲突背后,隐含着对国家权力机制的警惕、不满和破坏欲,仿佛只要是规定、规则和行政手段,就必然隐含对个人生活权利和主张的损害。与国家权力的博弈,缩小成了在具体而微的场景中,大声喊出自己的不信任,并用暴力形式发泄这种不信任激发的愤怒。
其次,很多时候,这种权力的博弈来自对权利的诉求,却往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