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介绍：史家、知识人与中国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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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阅读余英时,始于十余年前研究生求学阶段。那时,颇醉心于其“内在理路”的思想史研究方法,同时心折于其“旧学邃密,新学深沉”的史说的连续性给中国文化造成的最大结果在于形成了“一个源远流长的独特传统”而有别于世界上其他文明。但另一方面,这一传统也存在严重的封闭性,表现在它与制度上的“超稳态结构”的互为表里以及由此形成的文化活力的逐渐退化(有学者将之形容为“熵增过程”)。这构成余氏史学研究的第一种基本预设。
进入20世纪,随着辛亥革命一声炮响,制度连续性被中断。尽管晚近学者越来越多地认识到推翻帝制并不构成中国向现代化转型的转戾点,但离开传统文化体系所依托的制度母体,传统的文化价值系统作为一个整体也自然走向崩坏。在这个过程中,整体之中的某些价值与观念游离出来,与现代的价值与观念相互激荡,偶尔也相辅相成。这构成余氏史学研究的第二种基本预设(见三联版文集自序)。
作为一名理智的学者,余英时并没有让上述两种预设宰执其学术研究的全过程,而是通过内在理路的梳理来避免“理论先行”或者“反向格义”的偏颇。对此,先生曾有清楚的交代:“我个人一向是从史学的观点研究中国传统的动态,因此不但要观察它循着什么具体途径而变动,而且希望尽可能地穷尽这些变动的历史曲折。”“我的立足点永远是中国传统及其原始奠基内部中所呈现的脉络,而不是任何外来的‘理论架构’。”(《关于新教伦理与儒学研究》)
贯彻于其著述中的此种原则是否在结果上还原历史之真实自然可以从多方面来商榷,实际上,先生的许多著作都曾激起学术界强烈的反响乃至争论,但笔者所要强调的是上述两种基本预设和所谓“内在理路”的研究进路为我们思考所谓的传统文化现代化提供了某种可靠的途径。甚至以余英时先生自己的先生的偏见,“这是展示中国文化传统的独特面貌的一个最可靠的途径”。
至于作为“知识人”的余英时及其“中国情怀”,或可各用一句话来概括,前者无非是“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而后者则是在传统中国知识人身上普遍蕴怀的与中华文化(价值)母体之血脉联结。我们在“五四一代”知识人(余英时师辈如钱穆、陈寅恪)及传承未断、气脉相通的“后五四一代”学者(余英时同辈学者)身上常能发现上述特质,且这些特质也成为我们解读这两代知识人学问人生的重要线索。对此,雷颐在论及同是后“五四一代”的陈乐民先生时曾有过极好的表述:“‘阅读陈乐民’在某种程度也就是阅读这一代知识分子的命运与思想;阅读时代的方方面面;阅读人们一直想厘清的新与旧、传统与现代在时代大潮中的纠葛缠绕。”(雷颐《一身跨两代》)虽然陈乐民先生是身在中国而治西学,余英时先生则是身在西国而治中学,但如果就知识人与中国情怀这两点视之,则他们的学问人生之“内在理路”其实殊无二致。
不妨举一例来显示两位先生的理路乃至具体思路的相似性。早年余先生一直使用“知识分子”这一说法来对应intellectual的所指,但后来因为受到谋篇文章的启发,感到“知识人”的说法也许更加适切,那篇文章的大意是说将“人”变成“分子”则不免于归为某一阶级,进而可能有意想不到的灾难性后果(见《士与中国文化》新版序)。改用“知识人”的说法是希望尽量恢复intellectual的人的尊严。异曲同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