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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钟书 钱穆]钱穆与钱钟书关系(guān xì)
钱穆与钱钟书关系(guān xì)篇(一):杨绛的我们仨读后感
杨绛的我们仨读后感
杨绛先生，于九十二岁高龄(gāolíng)，写就一以看出，这次争执亦有涉两人间的性格差异。似乎钱锺书平时持才傲人、言谈或有直陈他人短处，与清华元老叶公超及联大外文系系主任陈福田，相处并不洽，而为人精细、出言谨严的杨绛，肯定亦会对钱氏此种行状有看法。然而，杨绛行文至此，亦只说：“锺书这一辈子受到的排挤不算少，他从不和对方争执，总乖乖地退让〞，没有对丈夫的埋怨，只有理解。
从1941年夏开始，至1949年，是钱锺书这条清华之“龙〞困顿于上海之时。他丧失了工作，要靠岳父让出学校授课的钟点，及私授学生来谋生。反观清华之“虎〞曹禺，此时早已是声名大噪的剧作家，而此时的钱锺书，甚至连其父钱基博，亦不看好他，以为没有长进，不受宠爱。这一段时光，钱锺书从31岁到38岁，正是人生的黄金岁月，杨绛说他们“挤居辣斐德路钱家，一住就是八年。〞杨绛接着又很坦然地说，“我在小学代课，我写剧本，都是为了柴和米。〞要靠夫人如此奔忙，来维持生计，读者很易猜到，此时钱锺书的心情，当有多么郁闷。然而正是在此段时间，他写出了一生中的所有短篇小说，及唯一的一部长篇小说《围城》，更有初现他博学与抱负的论著《谈艺录》。鉴于杨绛提到，钱锺书对《围城》及其它“少作〞都不满意，我不得不作这样的猜想，钱氏当初写小说的动机之一，或多或少与杨绛写剧本一样：“是为了柴和米。〞钱锺书在《围城》一书的《序》里，提到此书写了两年，据杨绛说是“平均每天写五百字左右〞，可见钱氏绝非是类似写《在路上》的凯路亚克之流的创作天才，一挥而就即完成大作。钱氏又说“两年里忧世伤生，屡想中止〞，他的这种郁郁不得志的心态，对《围城》一书的挖苦连篇的基调，及渺视“某一类人物〞的文风的形成，会有很大的影响。
1949年后，钱锺书得遇两位“贵人〞照应——乔冠华与胡乔木，他们都是他的清华同学。先是刚解放时，由乔冠华提名，钱得以进入了毛选翻译小组。相较解放前，解放后在北京做了研究所研究员的钱氏夫妇，在经济上、治学环境上、社会地位上，都算是一种境遇的改善。同时，因钱氏有过“口舌之咎〞的经历，故而在往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中，刻意不再言他人之非，得以“默存
〞而过关。文革后，钱锺书又获胡乔木青眼，既帮其解决了住房问题，又提名钱做了社科院副院长。这些内容，都在《我们仨》一书中，由杨绛道出，而以前在她的文章中，这方面是较少披露的。显然，不得不成认，上述事项，也是如今钱锺书得以盛名大成的原因中的一个要素。全书亦表达出了这样一个主题，即是展现了钱氏夫妇不与人争、淡泊名利的风貌，这是最可令读者敬佩的地方。据杨绛回忆，钱锺书曾对她说：“有名气是多些不相知的人。〞然而，作为一个常人，成名之后的喜悦，是无论如何亦遮掩不住的。平时见多了某些著名作家，在介绍自己的简介中，总要述及自己的作品被译成了哪些国度的文字，并不厌其烦的罗列出来。其实，作家这种想要得到更多的读者读到自己作品的最朴素的喜悦，就连“高蹈〞的钱锺书，也不能免俗。1980年代初，在《围城》一书的《重印前记》里，钱氏借机巧妙地点出了自己的作品已有了日、英、德、法、俄译本，暗里偷着自得其乐了一把。
说实话，在我的眼里，近年来让钱锺书“脱魅〞的众多指谪言论中，无论是杨绛在书中应对的“不相投的人就会嫌锺书刻薄了〞一事也好，还是上面提及的参加毛选翻译小组一事也好，甚至是遇强邻而打架一事，这些只能让我觉得钱锺书越来越从被人为供奉的“圣人〞的坛子上走了下来，复原成为了有七情六欲的凡人，让人更觉可亲。更值得令人深思的是这样一种“脱魅〞言论，即钱锺书不设体系的学术作品，在拓展人类文化及知识领域，创新度究竟有多少这里边似乎还涉及到如何评价一个学者型知识分子的问题：他们在文化界和学界的地位，是以博学，还是以创新，来作为首要条件进得考量的而且，我不认为这是一种吹毛求疵的批判，因为钱锺书在上个世纪中叶后留在大陆的顶级学人中，是受知识屏蔽这一历史局限性影响最小的一小群人中的一个，他应当承受这种指责。
最后要提一下的是，显而易见的事实即是，《我们仨》一书，展现的是杨绛眼里的钱锺书。一个真正意义上的钱锺书生平研究者，当然要考量到杨绛敦厚的传统文风下，所书事迹与史实的距离;还要注意到记忆的遗误，这对一个九十高龄的老者来说，都属正常之事。一如钱锺书在一封信(此信原件现存无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