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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萨仁图雅
来源:《内蒙古教育•理论版》2015年第02期
摘要:在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史上,作为建安文学的俊杰曹丕有着开创性的功绩与深远的影响。他的《典论•论文》,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第一篇文学理论批评的著作,开创了盛极一时的魏晋南北朝文学批评之先河。论文中所表述的文学观点涵盖了文学批评态度、文体之辨:“四科八体”说、“文气”说、文学的价值和地位等,影响深远。
关键词:曹丕典论•论文文学批评
【中图分类号】G【文献标志码】B【文章编号】1008-1216(2015)02D-0086-02
鲁迅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指出:“曹丕的一个时代可以说是‘文学的自觉时代'。”这一时代文学思想的主要特征就是摆脱儒学的束缚,探究文学的规律和特点,明确文学观念,提高文学的价值和社会地位。关于文学理论的建设和文学批评的开展,我们首先要注意的是曹丕。
曹丕(187〜226),字子桓,曹操的次子,建安二十五年(220)废汉献帝自立,史称魏文帝。在中古文学史上关于文学批评的几个问题:文学批评态度问题,文体之辨:“四科八体”说问题,“文气”说问题,文学的价值和地位问题,曹丕的《典论•论文》都已涉及。曹丕批评了两汉以来轻视文学的观念,提出了自己的文学主张。
一、文学批评态度
正确的批评态度,产生正确的文学批评。曹丕在《典论论文》中指出了两种不正确的批评态度:一是“贵远贱近,向声背实”;二是“文人相轻,暗于自见”。所谓贵远贱近,首先表现为“尊古卑今”“崇古非今”,也表现为“同事之间的互相轻视非难”。“贵古贱今”的态度不够客观,古未必好也未必不好,现代亦然,最重要的是客观的态度,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尊古卑今的观点。所谓向声背实,就是崇拜虚名,不重实际,迷信权威,没有遵循实际而道听途说,也不利于文学的发展。另外曹丕批评了“文人相轻”的陋****分析了这种陋****产生的原因,认为:一是创作主体在认识论方面的根源表现为既“善于自见”其所长,又“暗于自见”其所短,“文人相轻,自古而然”。二是创作客体在掌握写作技巧方面是有差异的,一个人不可能完全掌握各种文体的写作技巧,各有所长也各有所短。文人往往“暗于己见,为己为贤”认为自己高于别人,而这种批评态度也是不客观的。“君子”应当“审己以度人”,持有客观的态度,“故能免于斯累而作论文”。曹丕评论了“今之文人”,即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玚、刘祯等“建安七子”,在文学上的才力及其不足。各家各有长短,不能以己之长,责人之短,对别人不应该求全责备、过分苛求。这对于文学批评的健康发展,无疑都是很有益处的。
二、文体之辨:“四科八体”说
在《典论•论文》里,曹丕第一次提出了文体分类的思想。在分析作家才能有偏的同时,曹丕研究了不同类型文体的特点,提出了“四科八体”说的文体论。他论及文学体裁的区别时说:“夫文本同而末异。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
作者认为,文之“本同”指的是一切文章的基本创作原则是相同的,而文之“末异”则指的是不同文体的体裁、形式、风格是不同的,有不同的写作要求。他初步概括了四种不同体裁的区别。例如其中的奏议、书论,晋以后谓之无韵之笔;而铭诔、诗赋,晋以后谓之有韵之文。也就是说,不同的文体有其个体特征,曹丕的归纳具有一定的道理。而“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不同作家的个情才性不同,很难兼顾各种体裁,只有“通才”才能兼顾各种体裁。曹丕以“雅”“理”“实”“美”四个字概括论述奏议、书论、铭诔、诗赋四类文体的风格特色,开中国文体研究之先河。虽然汉末陈忠、蔡邕已经开始文体研究,但他们所论只是反映了早期的文体意识。同时他论述的八种文体并没有史传和诸子这样的学术著作,应该说是一种很大的进步。
曹丕本着文非一体,各有所长的原则,品评了建安七子的优劣得失,提出了文论史上著名的“文气”说。孟子说过“知言养气”,但还没有把气和文学紧密地联系起来。以气论文,始自曹丕。曹丕认为:“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譬诸音乐,曲度虽均,节奏不同检,至于引气不齐,巧拙有素,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
这里所说的“气”实际上是指作家的气质、才能、个性和禀性,是从艺术家的生命力和创造力而言。这与孟子所说的“气”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质。孟子所说的“气”是指道德品质修养达到崇高境界的一种精神状态,是通过长期学****礼仪”而具有的“配义与道”的“浩然之气”。而曹丕所谓的“气”则是先天赋予的、没有伦理道德色彩的自然禀性,是属于生理和心理方面的气。也就是不同的人的气质、禀性有清浊之别。所谓清指秀逸豪迈的阳刚之气,如孔融“体气高妙”。所谓浊指沉郁凝重的阴柔之气,如徐干“时有齐气”。这两种气,代表着两种风格类型。“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这一说法,不仅指出了风格的独特性,而且触及作家独特的艺术风格到底由什么决定的问题。为了进一步证明自己的观点,曹丕又打比方说,即使循着同样的乐谱和节奏,音乐家们还是演奏出了不同的特色,这是因为他们运气不同,性有巧拙的缘故。文学创作,有似于此。曹丕的“文以气为主”主要强调了作品应当体现作家的独特个性,这种个性只能为作家个人所独有。作品的风格,即来源于作家的个性。作家个性的千差万别,造成了作品风格的多姿多彩。每一位作家独特的创作个性,都是构成其文学风格的独创个性的基础,所以曹丕所谓的气,在作家那里就是指个性,在作品那里就表现为风格。正是这种“气有清浊”,文学创作形成了各自不同的创作艺术风格,如前面提到的徐干“时有齐气”,是指徐干为人恬淡,所以他的文章具有舒缓之气;孔融则“体气高妙”,是指孔融无论情性或作品都具有超越常人的才气与文章的高妙风格;公干有所谓逸气,指公干不受拘束、俊逸奔放的文风,这些都已初步接触到文学的风格和文学与天才的关系问题。也就是说不同的气质决定了作者作品反映出来的风格会不同。因此,都各有所长,难以兼擅。后来刘勰《文心雕龙体性》称
“才有庸隽,气有刚柔”,“风趣刚柔,宁或改其气”,多少是受了曹丕《论文》的启发。风格来源于个性,作品风格与作家个性相统一,这是“文气”说最重要的观点,也是表现曹丕真知灼见的地方。
四、文学的价值和地位
关于文学的价值和作用,《典论•论文》最后一段说:
“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支付其身,二者必至之长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故西伯幽而演《易》,周旦显而制《礼》,不以隐约而弗务,不以康乐而加思。夫然,则古人贱尺璧而重寸阴,慎乎时之过已。而人多不强力,贫贱则慑于饥寒,富贵则流于逸乐,遂营目前之务,而遗千载之功。日月逝于上,体貌衰于下,忽然与万物迁化,斯志士之大痛也。融等已逝,唯干着论,成一家言。”
曹丕这里所说的文章,是广义的文学的概念。谈论到文学的价值曹丕从文以致用的立场出发,认为文章是“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建安以前,文学地位低下,盛极一时的汉赋,竟被斥之为“童子雕虫篆刻”而“壮夫不为”。先秦以前,文学一直作为哲学、史学、经学的附庸而存在,没有独立的地位。至此,曹丕认为文章有两大社会功能:一是“经国之大业”,有利于治国;二是“不朽之盛事”,有利于立身。儒家的传统观点是“行有余力,则以学文”,“立德”、“立功”之余才可以“立言”,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曹丕第一次将文章提到了和“立德”“立功”同等重要的地位。而且他认为生命和个人荣誉都只是暂时的,文章却可以***不朽。这对魏晋以后文学的发展,是有推动作用的。这种把文学与政治联系起来,不朽之盛事以经国之大业为前提,以为文学受制于政治的观点,显然是对儒家传统的继承;但与此同时,曹丕明确指出,文学并不是政治的附庸,不能简单地做政治的工具,它具有不依附于政治的相对独立的意义。对此,可以从两个方面去理解:
一方面,前人所谓立言是指德教、政教和学术著作的撰写,而曹丕所谓的文章不仅是指成一家言的学术著作,而且包括当时文人大量创作的诗、赋、散文、应用文等纯文学作品。如果说,那些经国文符、撰议驳奏以及成一家言的学术著作,在封建社会的政治生活中确实具有重要的作用,那么,以表现日常生活和个人情感体验为主,用来体物抒情的诗赋创作,有时往往并不包括政治的意义,它的功能和价值反而主要在娱乐和审美。如今曹丕把这类文学作品提到与专门的学术著作一样高的地位,都是“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可见曹丕对文学功能和价值的理解,已经完全摆脱了汉儒的狭隘观点。另一方面,前人所谓文章是和德行分不开的。但曹丕从其父的“才行不相掩”之论发展到“文行不相掩”之说,认为文人不能以名节自立,犹可借翰墨扬身,荣华富贵,势力显达,简直比不上文章能够流传久远。这不仅是进一步表明了文学有不依附于政治的相对独立的意义而且把文学创作看作是作者自我价值实现的一种重要方式。正是从这一全新的文学观念出发,曹丕鼓励今天的文人学****西伯、周公,“不以隐约而弗务,不以康乐而加思”,抓紧时间从事创作,做出不朽的业绩。曹丕把文学和作家提到如此崇高的地位,比其他的前辈,确实是大大地跨进了一步。
总之,曹丕《典论•论文》的文学批评具有昭示天下之意及其权威性价值,对后世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批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和深远影响。如关于文学价值文体的论述,提高了文学的地位,是文学作为一种独立的学科,走向自觉时代的前奏;而“文以气说”的强调,对刘勰、沈约、陈子昂、韩愈等人的影响都很大;其“四科八体”之说,开创了魏晋南北朝文体研究的先河,陆机《文赋》与刘勰《文心雕龙》之文体批评,都是受其影响而兴盛的。
参考文献:
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9.
张少康•刘三富•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发展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