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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意大利学者安贝托·艾柯依托其符号学理论提出反解构的诠释学理论,在肯定诠释者权利的同时,主张以文本意图为诠释设限,反对过度诠释,并提出了简洁“经济”、一致性与吻合性的文本诠释的标准;认为文本的诠释应在作者、文本、世界、诠释者之间互动中进行。艾柯的诠释学理论对后现代主义某些批评家极端的诠释理论是一种反驳,也为当下的文本诠释实践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
关键词:安贝托·艾柯;诠释文本;意图;模范读者
中图分类号:C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723X(2012)10-0154-03
艾柯是意大利当代著名思想家,在哲学、美学、文学批评等领域都有独特贡献。他依托其符号学理论提出的文本诠释理论对当下解构主义批评家走向以读者中心论为阐释范式、高扬诠释者权利的极端论调进行了某种程度的反驳。艾柯兼具开放与约束的辩证诠释学理论为当下的文本诠释实践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丰富并拓展了诠释学思想领域的空间。
一
纵观诠释学的发展历程,在诸多学者求索下虽其研讨范围得以不断拓展,但还是囿于方法论层面的使用没有直指诠释学本体论层面的探寻,因而文本的诠释难免陷于实用主义窠臼,很难保证诠释的客观性。直至20世纪,德国学者海德格尔与其弟子伽达默尔将文本诠释与现代哲学的研索相结合,以现代哲学为托载,建立了诠释学的理论批评体系,将诠释学从沦为工具的危险之中拯救出来,推动了诠释学从方法论层面的使用转向了本体论层面的探寻。
20世纪诠释学理论的发展呈现出从以作者到文本再到读者为重心的转移态势,直至解构主义大行其道后经由德里达的倡导,读者诠释文本的权利被推崇至前所未有的高度。之后美国耶鲁四人帮也承继解构主义张扬读者权利的主张,无论是解构主义文本的解构还是美国耶鲁四人帮的文本误读论,他们所推崇的都是以读者为中心的诠释主张,其目的无非要剥夺作者的权利、消散文本意义、张扬读者主体地位。隐藏在这些喧嚣论调与狂欢游戏之下的是虚无主义与神秘主义的本质。
针对解构主义倡导的以读者为中心的读解文本的观点,艾柯在批驳之余也对其理论的神秘性进行正本清源。从神秘主义与诺斯替主义开始,他考察了神秘主义与解构主义批评方法的七大相似之处,指出“解构主义读者中心论是神秘主义与诺斯替主义同本文理论媾和的产物。创作主体的边缘化、本文意义的虚无化以及读者话语的霸权化都反映了神秘主义与诺斯替主义在解构主义文本阅读策略中的极端表现。”[1](P51)神秘主义与诺斯替主义是解构主义批评方法否定文本意义的确定性、进行文本过度诠释的动力之源,无限衍义观念的拙劣挪用与倒果为因的诠释原则使文本意义无休无止地漂浮,诠释不可避免地沦为无限与虚无的境地。德里达为代表的“前文本的解读”的诠释观,只会导致诠释者误读文本。因此艾柯指出:“某些批评理论认为误读是解读文本唯一的方式;文本在读者中所产生的连续反应才是文本唯一的生存方式;正如托多罗夫所言,文本只是一次野餐:作者带去的是语词而读者带去的是意义。”[2](P24)其结果必然会干扰文本的诠释。为此艾柯提出了“过度诠释”的问题,主张对文本诠释设限,适度限制读者中心论的语境与话语范围。诠释具有一定的限定性是艾柯诠释学的核心,如果文本诠释超过了限定便自然进入了误读成为过度诠释。何为过度诠释?艾柯主张:“假设没有什么规则或办法来协助我们判定诠释到底应该是什么样子才是好的诠释,那么至少存在这样一个规则可帮助我们断定什么诠释是不好的诠释。”[2](P52)在他看来,过度诠释显然是不好的诠释。
二
既然存在着某个规则可确认某些诠释是过度诠释,那么这一规则是什么呢?艾柯的答案是文本意图。“在无法获得的作者意图与众说纷纭的读者意图之间有一种明晰的文本意图,这种意图被用来反驳毫无根据的诠释”,[3](P10)文本意图为诠释设定界限,使读者据此排除某些“过度诠释”,避免误读文本的情况出现。艾柯并不否定诠释者在诠释文本时所起的积极作用,但认为解构主义批评家对诠释者权利的强调有点过火。在他看来为避免过度诠释,对文本的开放性阅读必须从文本出发,受制于文本。那么文本意图到底是什么?艾柯将文本置放于其生产、阅读、接受的语境之中形象阐释进而帮助我们理解文本意图。“文本意图是读者从其位置、立场出发加以揣测推断出来的。诠释文本意图就是读者的职责。”或者说是“文本的接受者根据自身的期待系统而发现的东西。”[2](P64)由此可看到文本意图需要借助作者与读者的概念来界定。当然这里的作者与读者并非普通语言层面上的所指。艾柯提出了经验作者—模范作者、经验读者—模范读者的概念,并对其进行了区分。
艾柯认为存在着经验读者、模范读者两类读者。经验读者往往按照自己的经验,带着需求、欲望、知觉、情感、记忆、想象等复杂的心理内容,多维度去解读文本,常常都“视文本为容器,用于存放文本之外的情感,但在读解文本过程中又陷于偏离文本内容的境地。”[4](P8)他们的读解忽视了文本内在的关联性,只是站在自己的位置与立场,根据所处情境的需要,将日常生活经验,生命哲理体悟,情感含蕴投射、平移至文本之中,并以此管制操纵文本为其所用。这正是解构主义者推崇的读解状态,主张误读是解读文本的唯一途径,只要是源于读者的诠释就是合法的。当然不能否认经验作者的文本诠释并非完全的误读,但只有经历反复阅读文本的磨炼才能真正揣摩文本意图。解构主义不顾文本的连贯性与所处的历史社会文化语境,疯狂地宰割文本意图、消解作者意识的做法只会让诠释流于叫嚣的肤浅层面。经验读者是用一种错误的方式在解读文本,是在“使用”文本而不是诠释文本。针对解构主义分裂式的读者,艾柯提出了模范读者,旨在反对解构主义激进的读者观念。模范读者是文本预期设定的标准读者,是作者尝试“依托文本所承载的代码和信息按图索骥寻找的文本合作对象,并视文本为共享的平台,从而达成可能性交流的读者”[3](P7)模范读者一方面恪守解读文本、诠释文本的规章,依循作者所遗留的解读文本的迹象,积极主动地按照文本本来被诠释、被解读的方式去阅读,另一方面也不囿于文本诠释的规则,重视文本意图、作者意图的同时也坚守自我的体悟,从其身份诉求出发对文本进行多维度解读,从而使文本诠释呈现多样化成为可能。艾柯还区别了经验作者和模范作者的概念。经验作者是文本的生产者,即写作叙事作品的作者本人。相比之下,模范作者则难以进行界说,它和模范读者互相勾勒、相互诠释,二者相辅相成,借文本为交流载体,在诠释中达成共鸣。模范作者根植于经验作者并从中提升出来,是模范读者在读解诠释文本的过程中积极塑造出来的对象,最终与文本意图相吻合。具体而言,模范作者是文本的一种“诉求形式”,一系列模糊的印迹,也可以界说其“是某一种叙事艺术的显现,像一套固定的指令,一旦我们要担当文本的模范读者,那就必按照指令亦步亦趋。”[4](P15)艾柯认为文本解读最理想的状态便是模范作者—模范读者双赢的组合,一方面模范作者要在文本中设置某些暗示与信号来指引模范读者按照他自己的理路在叙事之林中探索,另一方面模范读者则要积极努力地找寻作者隐匿在文本中的这些线索以此揣摩文本的意图。这样模范作者与模范读者在文本意图的桥梁上相遇,共同完成对文本的理想诠释。
既然在文本意图被诠释的过程中,促生了一位模范读者对其进行读解,而模范读者也依托文本进而积极塑造勾勒出一位模范作者,并据此反证文本意图。由此模范作者、文本意图、模范读者构成了以文本意图为中轴的钟摆运动形成了阐释互证的循环链:被试图予以证明的对象是展开逻辑证明的基本前提。因而,确认文本意图的问题便凸显出来,在艾柯看来可用文本内在关联性与互证的方法来验证文本意图。在此基础上,从其符号学理论出发提出了简洁经济、一致性与吻合性的文本诠释的三个标准的问题。“某一事物试图论证他者合理的存在必须具备三个证明条件:最简约的解释;具备某一个或数量有限且相互关联的缘由;与其他证据相互印证。”[2](P49)他试图对文本诠释做些许实践性规范,协助诠释者尽量以模范读者的姿态对文本意义进行诠释。无论是文本意图、模范作者、模范读者等概念的界定还是诠释标准的提出,都显示出艾柯希冀对日益走向极端的读者中心论进行纠偏的决心与为流浪的意义找寻家园的努力。
三
作为先锋性知识分子,艾柯一直领走在学术领域的前沿。在20世纪60年代不满于结构主义自缢于文本陷阱的文本自足论,艾柯大胆打破藩篱,宣称文本的开放性。当下,有感于解构主义对文本诠释的泛滥,以文本意图为诠释设定界限为沉醉于激进读解的诠释指明了健康走向。这二十多年以来,艾柯的诠释学理论以公正品格、独立姿态与某些偏执激进的诠释学批评话语相抗衡,在博弈对峙中,其诠释批评的取向渐趋明朗:提倡文本诠释,以文本意图为诠释设限,反对远离文本的过度诠释,主张诠释的历史之维。在诠释的动态过程中,作者意图、文本意图、读者的意图以及所涉及的历史环境、语言文化成规等因素都是不可忽视的,这无疑给文本诠释设置了较为广泛的界限,既带来了创造性的一面又有约束性的一面。
艾柯既主张以文本意图为诠释设立界限,也肯定作者意图在文本诠释的地位,“作者向读者提供了开放的作品,这部作品也是诠释者欣赏的同时有待去完成的作品。”[5](P3)从这个意义上说,作者期望与读者进行合理的切实交流并按此组织文本,赋予文本被阐释的可能性,而且某些诠释是作者设想期望的或者明确地说是作者希望读者按照他创作文本的方式去欣赏演绎、去理解诠释,从而与其产生共鸣。他试图在文本意图与读者意图之间保持某种辩证关系,从文本表面不能看出文本蕴含的真正意图,文本意图只能是读者从其立场出发,遵循作者遗留在文本中的痕迹所推测出来的。这正是读者职责所在,对文本的意图进行推测。但当文本是一读者群时,文本诠释的标准便成了相互作用的囊括众多标准的复杂综合体,同时社会文化与文本所处的历史环境的因素也是艾柯诠释理论的质因。以华兹华斯诗句为例证,gay本义是快乐并没有性的内涵,但《花花公子》的读者却读出性的意味,将gay误读成***。究其原因,读者在诠释文本时忽视了作者创作文本时所涉及的包括文本语言****规和文化成规在内的历史环境因素。
艾柯用作者、文本、世界、读者这四个因素共同构成了一个动态平衡的文本诠释的循环圈。一方面作者从自己的意图出发创作了文本,并通过文本传达给读者诠释的规则;另一方面读者通过反复阅读文本,推测并发现隐匿于文本中的作者意图。文本既是体现作者意图的载体又是限制读者诠释的依据。作者、文本与读者都置身于世界这个大文本中,因而诠释过程中也要考虑作者的社会背景、文本所处的语言规约与历史环境以及读者自身的诠释素养等因素。艾柯兼具开放与约束的辩证诠释学理论对后现代主义某些批评家极端的诠释理论是一种反驳,同时也为当下的文本诠释实践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对我们了解西方诠释学理论的发展动态,更好地建设国内诠释学理论具有重要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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