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介绍：关于财政学的研究对象和方法
[关键词]财富源泉;福利;市场机制;非市场机制;牛顿方法在1950年以前,财政学科通常被命名为“财政学(PublicFinance)”;之后,学者们更喜欢用“公共部门经济学(PublicSectorEconomics)”的名称;也有学者采用“政府经济学”(GovernmentEconomics)或“公共经济学”(PublicEconomics)的名称。从学科发展的情况来看,“公共部门经济学”的名称更恰当些。财政学的研究对象和方法本质上是历史的和发展变化的。因此,研究一门学科的“研究对象和方法”,似乎是“学说史”的任务。要把“对象和方法”截然区分开来研究似乎是不可能的,但用分别叙述的方法却是适当的。本文讨论这个问题,目的是想搞清财政学研究对象和方法演变的原因、现状和趋势。
一、财政学的研究对象
财政学的发展和经济学的发展是密切相关的。现代主流经济学是伴随资本主义的发展而发展起来的。从经济学的源流发展来看,把经济学转为“科学”的第一人是亚当·斯密,1776年发表了他的代表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同样被认为是财政学的开山之作。
在学说史的研究中,把斯密的学说称为“古典经济学”。从斯密的《国富论》来看,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什么是财富”和“怎样国富”的问题。斯密在创立科学经济学的时候,可以说是属于资本原始积累时期,也即“工业化”的开始时期。这里的“工业化”是指生产方式的资本主义化。“工业”从它来到世间就是以“交换”为前提的,但从起源来看,最初的交换并不是“资本主义方式”的,什么方式最有利于“工业化”是思想家、经济学家必须思考的问题。“工业化”还包括农业生产方式的资本主义化,但从农业经营方式的起源来看,最初却不需要交换。如何把农业纳入交换经济,进而纳入“工业化”的轨道,同样是思想家、经济学家必须思考的问题。上述的说明已经隐含了斯密的社会发展观:资本主义方式最有利于“工业化”。因此,在这里,“工业化”和“资本主义化”是可以作为等同的概念来使用的。在工业化的过程中,最突出的现象是大量的农业人口被抛到无产阶级的行列。斯密时期,全球人口只有8亿(1750),农业人口占整个人口的比例高达95%[1](第180页),在工业化的进程中,农业人口的比例急剧下降,并引起人口爆炸。用今天的话来说,解决“温饱”问题是社会的当务之急,物质产品的需求是第一位的。但是,当时在“制度”安排上却是不利于“工业化”的。在成文法上,不利于“贸易自由”的制度障碍很多;在不成文的社会意识形态中,贵金属就是
“财富”的重商主义观点占统治地位,严重影响“贸易自由”。在这样的背景下,斯密提出“财富”就是“价值”的著名论点;并指出“市场经济”是“国富”的原因。这在当时来说,无疑是振聋发聩的。但斯密的“价值”只限于物质生产领域,并认为只有物质生产领域的劳动才是创造价值的,是“生产性”的。他认为政府公共部门、教育、文艺等部门的劳动是不创造价值的,是“非生产性”的。因此,他的市场经济只是指物质生产领域的生产方式。他倡导“廉价政府”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提出来的。
上述表明,斯密经济学的研究范围是比较狭窄的,他的财政学是作为他理解的“市场经济”的外生变量来看待的。他把“国家”拟人化,即把国家行为看作自然人一样地理性行为,重点分析税收对“市场经济”的影响,主张政府对“市场经济”“不作为”。这可以称之为斯密传统。
西方的“工业化”时期是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也是工场手工业全面转入机器大工业时期(蒸汽机普及时期),也就是斯密“市场经济”的全面确立时期。这一时期在欧洲大约起于1750年左右,止于1860年左右,但发展是不平衡的。在英国,大约在1830年就结束了,而欧洲大陆则要迟30年左右。因此,在这一时期的经济研究中,英国和欧洲大陆呈现出明显的不同。这与经济学家的民族感情、社会环境、所关注的经济问题的侧重点不同有关。当时德国相对落后,意识到“国家”对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因此德国的经济学家是反斯密传统的,比如德国的历史学派,代表人物有李斯特(1789—1846)。但应该说,历史学派在强调国家的经济作用的时候也没有把“国家”作为“市场经济”的内生变量来看待。
“工业化”完成之后,用今天的话来说,资本主义社会已由“温饱”转入“小康”。社会关注的问题发生了明显的变化,精神需求处于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从学说史的角度看,1890年马歇尔发表代表作《经济学原理》宣告古典经济学的终结,同时,马歇尔成为新古典经济学的代表。但实际上,新古典经济学的研究风气在1860年前后就形成了。美国经济学家熊彼特(1883—1950)在他的《经济分析史》中认为,马尔萨斯的《人口论》(1798)、马克思的《资本论》(1867,第一卷)、杰文斯的《政治经济学理论》(18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