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介绍：《中国古代哲学史》
复旦大学哲学系中国哲学教研室编
第三章心学思想
第一节王守仁
在宋明理学史上,王守仁是与朱熹并列的大思想家,他所开创的心学思想体系,后人称之为阳明学。自16世纪20年代以降,直至明朝灭亡(1644 年)为止,阳明学形成了一股足以与朱子学相抗衡的思想风气。随着阳明学的盛行,使得明代中晚期的学术界开始呈现出一种新的思想活力。
王守仁(1472—1529),字伯安,号阳明,浙江余姚人。阳明出身于仕宦世家,其父王华为状元,家道由此中兴。阳明年轻时受到传统的儒家教育, 28岁及第进士,其后在仕途上历经坎坷,特别是在正德年初,阳明由于不满宦官干政,仗义执言而被捕人狱,后被贬谪到贵州龙场驿。在那里,阳明经过一番“动心忍性”的刻苦磨炼,终于悟出了“圣人之道,吾性自足”的道理, 标志着其心学思想的初步形成,史称“龙场悟道”。时年37岁。在此前后, 阳明提出了“心即理”和“知行合一”的重要命题,直至50岁左右,又提出了“致良知”的命题,标志着阳明思想的最终形成。阳明一生屡建事功,生前即被封为新建伯,享受到世袭俸禄的待遇。然而死后不久却由于政治和思想上的种种原因,受到打压,被剥夺封号。直到隆庆年后,才恢复名誉,万历十二年(1584),得以从祀孔庙。
阳明的主要著作为《传****录》,(本文所引《传****录》条目数字,据陈荣捷《王阳明传****录详注集评》,台北:学生书局,1983年)。后人将其著作汇编为《王文成公全书》(共三十八卷),明隆庆二年(1568)刻本,后被收人《四部丛刊》初编。今有标点本《王阳明全集》(以下简称《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2 年)。
一、心即理
“心即理”是阳明开创的心学思想的标志性命题,与程朱理学所信奉的“性即理”形成了鲜明的对照,通常认为这是阳明学的第一命题。要了解阳明思想,有必要从“心即理”说起。
我们知道,阳明年轻时,受到的是传统的儒家教育。由于科举制度与程朱理学的结合,因而当时的年轻学子无不从研读程朱理学的课本着手,阳明亦莫能外。他在青年时,深信朱熹的“一草一木,皆涵至理”的说法,以为只要通过“即物穷理”的方法,就可以把握事物之理,以此便可逐步成就圣贤。 21岁时,阳明与一位朋友一起,以庭子中的竹子为“格物”的对象,冥思苦想地“格”了七天七夜,最终不但毫无见效,反而因此而病倒。这件事对阳明的思想打击很大,他一时失去了信心,感到自己没有多大力量去做圣贤之事了。表面看来,这一事件本身似无特别之处,但是事实上却蕴含着重要的象征意义:意味着阳明开始对程朱理学的那套格物穷理之说产生了怀疑, 心一理的关系问题如何把握始终萦绕在他的心灵深处。因此直到晚年,他与弟子谈起这一“格竹”事件,仍然记忆犹新。
阳明心中的疑团得以解开,是在“龙场悟道”之时。据《阳明年谱》的记载,他在当时困苦的生活环境中,每天默然端坐,以求达到“静一”之境,常常心中默念:“圣人处此,更复何道? ”终于在某一天夜里,恍然大悟,“始知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矣。”这是说:他终于在格物问题上摆脱了朱子学的困扰。据《年谱》载,这次领悟是“大悟格物致知之旨”,然而就其思想实质而言,这次体悟实际上是对“心即理”这一心学命题的根本自觉。“吾性自足”四字实际上就是“心即理”的注脚,因为这里所说的“性”亦可换作“心”。这四个字的实际涵义在于:理并不是来自于外部事物,而是内在于人们的性(心)中。龙场以后,他开始明确提出了“心即理”的命题。最早的相关记录见诸阳明与其弟子徐爱的对话:
爱问:“至善只求诸心,恐于天下事理有不能尽。”先生曰:“心即理也。天下又有心外之事?心外之理乎?”
爱曰:“如事父之孝,交友之信,其间有许多理在,恐亦不可不察。”先生叹曰:“此说之蔽久矣,岂一语所能悟!今姑就所问者言之。且如事父,不成去父上求个孝的理;事君,不成去君上求个忠的理;交友治民,不成去友上、民上求个信与仁的理?都只在此心,心即理也。此心无私欲之蔽,即是天理,不须外面添一分。以此纯乎天理之心,发之事父便是孝,发之事君便是忠,发之交友治民便是信与仁。”(《传****录》上, 第3条)
这里徐爱提了两个问题,意思大致是一样的。问题的实质是:求“至善”只在自己的心里求,那么对于天下众多事物之理,也就未免有所疏忽。显而易见,在这个问题的背后隐伏着朱子学的一个基本思路。按照朱子学的理论, 事事物物皆有“定理”,这是一个基本事实,因此人们只有通过“即物穷理”的方法,才能把握这个理。其实,关于这一点,《传****录》上卷的第2条已有记录,阳明针对朱熹的这一观点,指出:“于事事物物上求至善,却是义外也。
'至善是心之本体。”阳明此说的前提是,所谓“定理”,应是指“至善”之理——亦即伦理之理。进而言之,作为道德原理的“至善”不可能存在于外部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