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介绍：精英化——去精英化与文学经典建构机制的转换
【内容提要】
本文从精英化和去精英化的角度,探讨新时期以来文学经典的建构—解构—重构机制及其背后所体现的社会文化力量的较量与博弈。首先,文章通过张爱玲的经典化和鲁迅的再经典化个案,分析了80年代中国文学的精英化过程及其自主性诉求如何影响了文学经典的建构机制。其次,文章勾勒了90年代以来文学活动的去精英化过程,梳理了导致去精英化的原因,并通过金庸的个案剖析了去精英化时代文学经典建构机制的转换。
【关键词】文学经典精英化去精英化
文学经典不是一个封闭体系,而是建构—解构—再建构的过程。正如基洛里(John Guillory)为《文学研究批评术语》撰写的“经典”(canon)这个条目所指出的,它是“这样一个历史事实,经典中不断有作品添加进来,与此同时,其他的作品又不断地被抽去”①。从文化建构主义而非审美本质主义视野看,文学经典的建构是各种复杂的社会文化力量较量和博弈的产物(在这里,我把审美标准、经典的界定权等也当作是一种文化力量)。各种复杂的社会文化力量的消长变化必定影响经典的建构—解构—再建构过程,其特定结构决定什么样的作品被选为经典。由于篇幅限制,本文把考察的范围限制在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到现在这个时间段,并从精英化—去精英化的角度探讨社会文化力量的较量和博弈如何参与文学经典建构过程。
一、精英化过程及其两个阶段
文学—文化活动的精英化过程发生在“新时期”的第一个十年(约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末),其核心是通过否定“文革”时期的民粹主义和政治实用主义思潮,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工具论”文学理论(它当然也是那个时期的经典选择标准),来确立精英知识分子和精英文化/文学的统治地位。
这个精英化过程不是孤立发生的,它是当时中国“思想解放”运动的一部分。在一定意义上说,整个“思想解放”就是一个精英化运动,其主要内容是对“文革”时期的“民粹主义”(工农兵崇拜)的否定,恢复知识分子的社会文化精英地位。“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取代了“知识越多越反动”成为这个新时期的标志性口号之一。当然,精英主义对于民粹主义的这一胜利并不是知识分子凭着自己的力量完成的,它不也是在知识场内部实现的,而是改革开放这个自上而下的社会实践的组成部分。新时期改革取向的政治权力和知识分子结盟,通过否定民粹主义来获得自身的合法性。
这个精英化过程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启蒙文学”阶段,约当20世纪80年代初期至中期,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等是这个时期的主导文学类型。这个时期的文化与文学笼罩在精英知识分子的批判—启蒙精神之中,继承“五四”、以鲁迅为榜样完成“五四”一代未竟的现代性事业。强烈的精英意识、启蒙情结和社会责任感使他们既感到优越又觉得沉重。民粹式的知识分子与大众关系(知识分子是学生,工农大众是老师)被倒转(知识分子是启蒙者,大众是被启蒙者)。
精英化的第二阶段是“纯文学”阶段,时当80年代中后期,“先锋文学”是它的主导存在样式②。这个阶段的精英化和第一阶段不同:第一阶段重在思想内容,它主要体现在文学的意识形态内容和文艺观念的反思上(批判“文革”的意识形态,弘扬新时期的新意识形态,倡导创作自由,重新评价人道主义等),基本上没有涉及语言和形式的问题(“朦胧诗”以及一些关于现代派文学的研究可能是例外)。大约从1985年开始,作家评论家对于“怎么写”(语言、形式、文体)的关注逐渐超过了对于“写什么”(题材、内容、主题)的关注,这是一个很明显的信号,它表明精英化进入了语言—形式层面。随着马原、格非、余华、孙甘露等一批先锋小说家的出现,“小说就是叙事”成为传诵一时的时髦语。
从先锋文学的标准看,80年代初中期的启蒙文学仍然是不“纯”的,是不够精英的。李陀甚至认为:作为新时期文学开始标志的“伤痕文学”没有多少真正的文学创新意义,“基本上还是工农兵文学那一套的继续和发展,作为文学的一种潮流,它没有提出新的文学原则、规范和框架”,“伤痕文学基本是一种‘旧’文学”③。2001年间主持《上海文学》关于“纯文学”讨论的蔡翔也认为:“所谓‘旧的文学’的存在正是‘纯文学’概念在当时赖以成立的先决条件……‘旧的文学’实际上指的是那种把传统的现实主义编码方式圣化的僵硬的文学观念,这种文学观念在七、八十年代仍然具有一定的影响力,而且直接派生出‘伤痕文学’、‘改革小说’等等‘问题文学’。正是在这一特殊的历史环境中,‘纯文学’概念的提出就具有了相当强烈的革命性意义。”④从这段话中可以发现一个信息:“纯文学”思潮在某种意义上是对于80年代初中期的另一种精英文学即启蒙文学的反拨,它的矛头所指既不是“文革”时期的“革命文学”(“纯文学”思潮出现的时候,清理
“文革文学”的使命已经由启蒙知识分子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