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介绍：近代中日比较研究综述
前言
在我国的中外历史比较研究中,投入力量最多,取得成果最丰硕的,当推近代中日比较研究。在全面介绍相关研究成果之前,有必要先简要回顾一下此项研究的历程。
早在1861年,冯桂芬就将当时中日走向世界的被动性与主动性作了比较,感叹日本“蕞尔小国,尚知发愤为雄,独我大国将纳污含垢以终古哉”(注:冯桂芬:《校邠庐抗议》卷下,光绪十年豫章刻本,页43。)。郭嵩焘担任驻外公使期间,注意到“日本取法泰西,月异而岁不同”,且学****的是西方的立法和财政等“创制”,抓住了“立国之本”,而中国只知西洋船坚炮利,这使他产生了“寝室积薪”之忧。(注:郭嵩焘:《伦敦致李伯相》,《养知书屋文集》卷11,光绪十八年刻本,页4;《伦敦与巴黎日记》,岳麓书社1984年版,第909页。)经历了洋务新政而又对明治维新有所了解的王韬、薛福成、郑观应、李鸿章等人,也在诸多方面对中日两国进行了比较。甲午战争后,以康、梁为代表的维新派通过中日比较,认识到明治维新优于洋务新政,决心仿效日本实行变法。辛亥革命时期,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人也将其斗争与日本的明治维新相比拟,宣称“中国民党者,即五十年前日本维新之志士也”,反清革命则犹如日本之倒幕运动。(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等编:《孙中山全集》第5卷,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72页;吕万和:《明治维新与中华民族的觉醒》,《天津社会科学》1991年第2期。)
20世纪初,大批中国学生赴日留学,切身体会到了中日两国在各个方面的差距,他们创办报刊,著书立说,把中日比较研究向前推进了一步,其中以戴季陶于1928年发表的《日本论》(注:海南出版社1994年版。)和郭沫若于1935年发表的《中日文化的交流》(注:《沫若文集》第1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66-72页。)最有影响。《日本论》辨析日本民族的特性,比较中日文化与社会的异同,从政治理念、宗教意识和个人修养等方面探究日本比中国进步的原因。《中日文化的交流》主要分析和比较近代以来中日在接受外来文化问题上的差异,由此考察两国在面对近代大变局时的成败得失。他们的研究已不再是具体事项的简单罗列和对比,而是在探索表象后面的深层次问题。他们采用的比较方法和分析视角,对于后来的近代中日比较研究具有深远的影响。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近代史研究广泛展开,日本近代史研究也开始起步,但在很长时间内,近代中日比较研究并未进入学界绝大多数人的视野,因而直到“文革”结束,仅有一篇相关论文(注:黄逸峰、姜铎:《中国洋务运动与日本明治维新在经济发展上的比较》,《历史研究》1963年第1期。)。80年代以后,在改革开放大潮的推动下,中国近代史的研究领域不断拓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的近代化(或称早期现代化)研究成为学科创新的重要方向,与之密切相关的近代中日比较更引起许多研究者的浓厚兴趣。与此同时,国外著名学者关于近代中日比较的论着,也通过学术交流和译介而广为国内学者所了解。在这样的氛围与条件下,近代中日比较研究得以全面展开。据笔者统计,到2000年为止,发表的专题论文约有150多篇,学术专着有8部。从总体情况看,比较的时间范围一般集中于19世纪下半叶,内容相当广泛,涉及两国近代政治、经济、军事、对外关系、社会、思想、文化、教育、重要人物等诸多方面。笔者不揣谫陋,选择有代表性的著述,对上述各个方面的研究概况加以总结。不当之处,请方家指正。
一、政治
中日两国的近代都是充满激烈政治斗争并发生政治大变革的时代,但两国的政治领域因历史传统和现实条件的差异而呈现出不同特色,并深刻影响了各自的近代化历程。因而,在近代中日比较研究中,政治问题自然占有较大的比重。
关于近代前的政治制度。这是重视历史连续性的研究者颇为关注的问题。有学者强调中日在政治权力集中程度上的巨大差异,认为这对两国近代的政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中国地主阶级革新派、洋务派乃至于维新派如果得不到最高统治者的支持,都很难有所作为,低层次改革也很难为高层次改革创造充足的条件;而日本半独立的诸藩能够推行同中央政府相抵触的藩政改革,由此进一步加强它们对幕府的半独立地位,当某些藩的下级武士改革派掌握藩政实权后,其所在藩就成为倒幕的根据地,这是日本近代低层次改革迅速推向高层次改革的一个重要条件。(注:丁日初、杜恂诚:《十九世纪中日资本主义现代化成败原因》,《历史研究》1983年第1期。)有学者分析了近代以前两国政治制度稳定性的差异。日本实行世袭、门阀制,使得有才能的下级武士不能进入高层,在幕末,则促使下级武士走向与旧政治制度决裂,为倒幕维新创造了必要条件;而中国的科举制度则将全国各地、各民族的地主和土地权力、商业资本、高利贷资本三位一体的代表人物(也包括被统治阶级中的优秀人才)吸收到中央政府中来,加强了专制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