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介绍：城乡结合部的成因及未来发展方向
一、基本概念
城乡结合部并非我国独有的现象。城乡结合部作为一个区域概念,与国外的“城市边缘区”(urban fringe) 、“边缘城市”(edge cities)、“城市蔓延区”(the area of urban sprawl) 、“都市扩展区”(extended metropolitan regions)、“半城市化”(peri-urbanization)、desakota等概念极为相似。它是一种土地利用、社会和人口特征的过渡地带,位于城市连续建成区,与外围几乎没有城市居民住宅和非农土地利用的纯农业腹地之间,兼有城市与乡村两方面的特征,人口密度低于中心城市,但高于周围的农村地区。
国外对城市边缘区的研究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发展于20世纪70年代。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变迁,城市边缘区的概念包括两方面含义:一是具有自然特性和社会特性,一般定义为城市中具有特色的自然地区;二是城市化对农村冲击最大、城市扩展在农业土地上反映最为显著的地区。
国内学者习惯上将国外城乡边缘区等类似概念称之为城乡结合部。城乡结合部体现了我国特有的二元社会经济体制对城市化进程、城市空间结构、社会管理体制等方面的深刻影响,是一个既具备一般意义上城市边缘区的典型特征,又带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本土化定义。从本质上讲,城乡结合部泛指大中城市建成区与非建成区的接壤地带,具有“亦城亦乡、非城非乡”的独特区域特征,是受自上而下城市化和农村内生城市化交错作用的特殊地域区域。
二、城乡结合部的主要成因
城乡结合部的成因较为复杂,既有城市发展过程中功能不断向郊区农村扩张的外力推动作用,也受到农村内生的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深刻影响,同时还与我国特定的城乡二元社会经济体制密切相关。概括而言,城乡结合部的成因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一)城市部分功能向郊区转移推动了城乡结合部的形成
长期以来,国内城市规划习惯于“摊大饼”。随着城市圈层式扩张,城市中心地区土地价格不断攀升,导致很多位于大城市市区的制造业开始向外围郊区迁移,部分新的工业园区也直接选择布局在城市郊区。一些占地面积较大的大学等科研机构,也纷纷在城市外围地区选择新址,建设“大学城”或“科技城”。毗邻中心城市的区位优势,加上相对低廉的土地价格,对房地产开发也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一些大型房地产开发项目往往率先在城市外围地区落地。亦庄开发区建设、沙河大学城、天通苑居住区等都鲜明体现了城市功能向郊区布局对北京城乡结合部形成的巨大推动作用。这种城市化的扩张与周边的农村地区共同形成了工业、商业、居住和农业用地混杂,市民、农民、流动人口混杂、城市管理体制和农村管理体制混杂的城乡结合部。此外,一些大城市为优化城市空间结构,保护城市生态环境,积极推行绿化隔离带建设,客观上也为城乡结合部的形成提供了地域空间,其中北京的城乡结合部很多都与城市绿化隔离带的分布相重合。
(二)农村城市化是推动城乡结合部形成的重要原动力
城乡结合部的形成,并非完全依赖城市向外扩张,同样也受到农村内生的城市化进程的深刻影响。位于大城市郊区的农村,特别是沿海经济发达地区的农村,凭借得天独厚的区位条件,积极推动乡镇企业发展,推进农村工业化进程,从而形成了造就城乡结合部的又一重要力量。乡镇政府和村集体经济组织为了谋求地方经济发展,积极出面整合内外发展资源,将集体土地出租提供给工商企业,变集体土地为土地资本,与外部的资金、技术等要素进行对接,培育二、三产业,实现了农村富余劳动力的就地城市化。这使得农村地区传统的农业用地逐渐转化为二、三产业用地,形成了自下而上的城乡结合部。北京市朝阳区的高碑店村、丰台区的草桥村等都属于农村城市化推动形成城乡结合部的典型。
(三)流动人口向大中城市寻求就业机会的现实需要和城乡二元体制的束缚,形成了城乡结合部长期存在的需求基础
受城乡户籍制度,以及附加在户籍制度背后一系列隐性社会保障制度城乡分割的影响,大量在大中城市寻求就业机会的流动人口往往并不能顺利转化为真正意义上的市民。但是,他们又迫切需要在大中城市找到属于自己的立足之地。在强大的现实需求和严格的制度约束的夹缝之中,位于大中城市建成区周边的城乡结合部,居住和生活成本相对低廉,城市政府对该区域的管理相对薄弱,从而为流动人口在大中城市安身立命提供了空间。同时,身处城乡结合部地区的原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从出租集体土地、出租房屋等方面中获得了一笔可观的经济收益,从而进一步强化了城乡结合部长期存在的微观经济基础。
三、加快推进城乡结合部地区城市化进程的对策建议
从城乡结合部的成因分析中,不难看出城乡结合部的形成既有体制原因,又与城市化的发展演变规律密切